一文之交的始末

      在翻找書籍時，偶然翻到了壓在箱底一本二十年前的香港舊雜誌，《百姓》半月刊90年6月上半期，裡面還夾帶著自己當年的手稿。 一時興起，隨手重新翻閱一番。 這本雜誌是陸鏗先生寄給我的，我的舊文仍在眼前，而前輩已經駕鶴西去，心中不勝感慨。 實際上，我與陸鏗先生相識不長，交往不多，真正互相來往也就那麼幾個月的時間，可以說是相互了解甚淺。 但即便如此，陸鏗先生的為人處事風格是特別的鮮明，只要與他稍有接觸，就能夠有所體會，印象深刻，不易磨滅。

      《百姓》是陸鏗和胡菊人當年在香港辦的一本時政雜誌，陸鏗先生曾經以《百姓》雜誌社社長的身份採訪過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採訪的全文刊登在該雜誌上，由此聲名大噪。 而據說，胡耀邦的下台也與此次採訪有著某些瓜葛。 老實說，在此之前和之後，我對陸鏗的傳聞只是道聽途說而已，從未謀面，對他的雜誌也是不甚了了。 直到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爆發之後，在美的中國學生學者以及華人積極響應，一次在舊金山的集會上，陸鏗和一些其他人在講演台上發表演說，我則在台下洗耳恭聽他們慷慨激昂的长篇宏論，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陸鏗。 陸鏗先生在演說之中，隨手在黑板上寫上了幾個字（現在我已經記不清寫的是什麼了），當時我覺得他的一筆書法確實有功底，很漂亮，因為自己的粉筆字差勁，所以就特別欣賞他人一手優美的粉筆字。 他們演講之後，我們幾個人有過那麼幾句暫短的應景交談。 這算是我與陸鏗先生的初次相識吧。

      到了第二年春天的一個晚上，陸鏗先生突然給我來電話，說他的《百姓》雜誌要組織一批著名專家學者的文章，編成評論改革十年的特輯，特向我來約稿。 我當時心裡納悶，我不認為自己是什麼著名學者，也從未給過他我的電話號碼，不禁詢問先生是如何知道我的？他說是楊某推薦的。 楊某曾做過台灣文化界某位元老的秘書，雖然移居美國，仍是位活躍人物，我與他確實比較熟悉。 按照中國人的習俗，熟人的熟人也是熟人，得知電話號碼是很自然的。 既然特輯約稿，我自然會問一些特輯由哪些方面的文章組成，哪些人來寫的問題，陸鏗先生客氣地一一應答，其中提及千家駒、劉賓雁。 一聽劉賓雁，我笑了，陸鏗先生遂問為何發笑，我答道，去年 “ 六四 ” 期間，劉賓雁在舊金山的群眾集會上，情緒激動，振臂高呼，共產黨三天下台。 我們台下聽者聞之以為不妥。 之後再次集會，我受人慫恿去問劉賓雁，三天已過，為何不見共產黨下台？劉賓雁朝我不滿地白了一眼，答道，那就三個月下台。 聽上去似乎有點搞笑的味道。 我對陸鏗先生表示，文學之人常常激情有餘，理性不足，公眾人物無論如何還是慎言慎行為好。 我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的約稿是寫哪方面的文章。 他說改革包括四個現代化，依據我的經歷，就寫寫軍事現代化和民主的關係。 我答應了，說試試看吧。 我的問題結束了，他的問題卻來了，問我什麼時候能交稿，聽上去有點急迫。 我想了想，對他說一個星期吧。 他說了聲行，爽快地應允了。 就這樣，我既然應約，並且自我限定了時日，那就必須按時交稿，這是我做人的一個基本信念。 花了五天時間，六千字的稿子完成了，反復修改了兩遍，再把稿子謄寫一遍，然後寄往他在Daly City的住地。

      三天之後，陸鏗先生來電話，劈頭第一句話就說，老弟呀，我真沒想到你文章寫的這麼好，字又那麼漂亮，而且是用繁體。 我馬上答道，先生過譽了，文章能入您的法眼，也是我的幸運，字只是瞎練而已，漂亮二字豈敢领受。 他接著說，老弟呀，你文章的內容一字未改，全文刊登，只是有幾個字變成了繁體，標題改為中共軍隊十年的變化，另外在每個段落加了小標題。 我謝道，先生考慮仔細周全，點睛之筆，不可多得。 陸鏗先生提及，你文章中提到現在的軍隊是黨軍而不是國軍，軍隊要國家化，這個提法很新鮮，好像從來還沒有人有過這種的說法。 去年“六四”時侯，人家只講解放軍變成了鄧家軍（意指鄧小平）、楊家將（意指楊尚昆和楊白冰）。。。 確實，這種提法以前從未有人這麼提過。 我解釋道： 這個說法我也考慮過很長時間。 中共軍隊原來是共產黨的軍隊，那是歷史的需要，不得已而為之； 但是中共奪取了政權之後，整個國家是以工農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解放軍是由工農組成的無產階級軍隊，當然也是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共產黨既然能領導整個國家，當然也能通過國家政權來領導這支軍隊，所以，軍隊國家化應該是合乎邏輯的。 我還覺得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還是從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來講，兩者在這一點上應該沒有分歧，就是都同意軍隊應該是屬於國家的，而不是屬於黨派的。 而兩者的對立和區別則在於國家的性質問題，這才是根本的分水嶺。 這是理論上來論述。 從實踐來看，我們且不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說蘇聯（當時蘇聯還沒有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的軍隊也是屬於國家的，在蘇聯，直接指揮蘇軍的是蘇聯國防部，蘇共中央和政治局領導蘇軍也是通過國防部來實現的，所以蘇聯的國防部長就顯得非常重要，其他東歐國家的情況也大致相同。 這不就是軍隊國家化嗎！ 從中共歷史上來看，我想這段歷史你比我還清楚，因為你經歷過那段歷史。 抗戰之後，蔣介石提出軍隊國家化，目的是要收編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對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沒有反對這種說法，中共代表團只是據理力爭，軍隊可以國家化，但前提必須是政治民主化。 由此可以看出，這並不僅僅是一個策略問題，也是一個認同的問題。 我發表完這個 “ 長篇大論 ” 之後，只聽到陸鏗在電話那頭哈哈大笑： 精闢，精闢。 可是，事情發展絕非一帆風順，此文發表之後，麻煩來了，時任總參謀長的遲浩田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文，指責海外有人提出軍隊國家化，是鼓吹軍隊資產階級化，是反黨亂軍。 這頂帽子不可謂不大，北京的這種強烈反映是出乎我的預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二次遭受鄧小平的中央高規格的批判，而且還是升級了，因為在幾年前的第一次，只是光明日報指責我的觀點為 “ 不確之論 ”。

      文章刊登後，陸鏗先生寄來了一個大信封，裡面只有一本刊載特輯的《百姓》雜誌，留給我作為紀念； 不過，也確如他曾在電話中所言，真是一字未動。 原以為約稿之事結束了，幾個星期之後，陸鏗先生來電話邀我到他的住所小聚，原欲推託，一想有駁先生的面子，我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 那天下午，陸鏗先生和崔女士在他們海邊的住所接待了我，先我之前有幾位已經到達，時隔多年，那幾位的印象早已從記憶裡淡漠消失了，只記得蘇紹智先生。 蘇紹智帶著深度眼鏡，著件白襯衣，這是我第一次與他見面。 在八十年代之初，我在中國時曾讀過他的文章，知道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所長。 閒談之中，才知他當時在 Marquette University 做訪問學者。 在聚會席間，他們幾位津津樂道於中共的官場軼事，高層動向，例如鄧小平家裡，楊尚昆家裡，以及趙紫陽家裡，鄧家的毛毛怎樣了，鄧家的樸方又如何，楊家的紹明說了什麼，還有趙家的大軍又做了什麼，等等。 。 。 不厭其煩，樂此不疲，精神深處的辮子若影若現。 實際上，他們所談之人中間有幾位，我在中國時曾經與之打過交道，只是我對於那些早已索然無味，所以也不熱衷以此類人和事當作談資。 席間，陸鏗先生還透露了一個香港媒體內部的消息，說在香港不同政見雜誌《爭鳴》裡面有個叫羅冰的，每一期他都能寫出一大篇中共最高層的內部消息，由此吸引了不少虔誠的讀者，信以為真。 其真相是，用陸鏗的話來說，羅冰哪裡有什麼內部消息，全是坐在屋子裡編造出來的。 陸鏗的話是認真的，聽後我感到有點振聾發聵。 說實在，這次小聚確實顛覆了我這書呆子不少原有的印象，一時無法適應，只好站起來抬頭望望窗外。 住所的那扇落地大窗面對大海，此時是黃昏時分，湛藍的大海上是一輪殷紅的落日，暗橘色的陽光正照在臉上，一種大自然的美緩解了我心頭的幾分鬱悶。 這種美感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活在我的腦海記憶之中。

      又過了一段時間，陸鏗先生又來電話了，開口就問，老弟呀，能不能寫篇最近的軍事評論文章？ 我看到人民日報的文章，考慮到國內的家人，已經不想寫了，試圖婉轉推辭： 先生是否還有其他人勝任此事。 他立刻答道，我看你文筆好，沒有其他人比你更勝任了。 我說，你看過遲浩田的文章嗎？他的文章可是代表中央來表態的。 陸鏗沒接我的話，我繼續說，你知道我家人都在中國大陸，儘管我是人在海外無所謂，可我不願意因為我的文章而讓家人受到牽累株連，還是讓我想想吧。 此番交談可能令他不甚愉快，但我總不能置家人於不顧而來滿足他的稿約。 第二天晚上，陸鏗先生再次來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寫軍事評論文章，我仍然象昨天一樣回答了他，我家人在大陸，我多寫文章會給他們惹來麻煩的。 這時候，陸鏗的嗓門大了起來： 老弟呀，你不要搞錯呀，我是在培養你成為軍事評論家啊。 在香港，陸鏗先生有個名號，叫陸大聲，這次我也算領教了其中的含義，其適用範圍恐怕並不僅僅局限於對官方和講真話吧。 我仍然頑固地堅持： 先生好心栽培我銘記在心，可家人在大陸，我不能這麼做； 論出名，我原來的兩部作品早就得過獎，何須此時；何況我現在的專業也勝任不了軍事評論家的重責大任，辜負了先生的期望。 說到這裡，只聽到 “ 那好吧！” 陸鏗在電話那頭說了聲，“ 咔噠 ” 電話就掛斷了。

      過了幾天，我驚奇地收到了一張由陸鏗先生簽字，百姓雜誌的八十元支票。 我心裡立刻明白了其中之意，這是對我 “ 不識抬舉 ” 的斷然回應： 貨款兩清，分道揚鑣。 對於此舉，有人因其大名鼎鼎而為我惋惜，我則淡然一笑。 先生急切尋來，我不曾大喜過望； 先生甩手離去，我也沒黯然神傷。 坦率而言，我從不需要指路燈塔，也從來沒有所謂的名人情結，文章交往還是順其自然，合則聚，不合則散。 現在回想起來，陸鏗先生是前輩，有著不平凡的經歷，對紛雜不同人等的拿捏分寸確實精明老道，游刃有餘，卻不曾料想我這後生如此的 “ 不識時務 ”。 可是，我還是我，從來如此，套用舊友（現為中國高層筆膽之一）曾經評論我的一句話，確屬另類，非常理可度之。


2011年9月，寫於臨水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