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提出兩岸共寫抗戰史，聼後不免心生疑問。 這種説法只是一時心血來潮呢，還是經過深思熟慮？ 是基於政治盤算呢，還是出自學術考慮？ 如是前者，且姑妄聽之； 如是後者，實在有發些議論之必要。 習近平儘管挂個博士頭銜，又貴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但學有專攻，畢竟不是學史的。 這些並不奇怪，而奇怪的是這麽重大提議，爲何如此草率，不知事前是否廣泛地咨詢過史學人士。 寫史不是編故事，研究歷史是前提。 而研究歷史最基本的兩點，一是史實，二是史觀。 史實，是基礎，否則一切研究都無從談起。 但是，一個歷史事件往往多面複雜，交織糾纏，還有諸多細微末節。 細微末節雖經常視爲無足輕重，有時也會改變整體的基本走向。 既然史實看似雜亂無章，研究者不可能事無巨細，毫無鑒別地全都加以利用，因而提取其中部分成爲關鍵。 這裡如何提取，哪些提取，提取的標準，標準的依據等等，這必然涉及史觀。 擁有史實只是歷史研究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則是歷史研究的方法。 所謂方法大致有二，即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 無論運用何種方法，就是要尋找歷史事件發展的綫索，内在的邏輯，以及在整個過程中的作用及其地位，進而給予應有的歷史評價。 顯然，這些探索又涉及到史觀。 由此可見，史觀在整個歷史研究之中佔有主導性和方向性的地位。 只有史實而無史觀，很難構成其為歷史； 而相同史實在不同史觀指導之下，敍述和解讀以及最後的結論必然會有出入落差，甚至截然相反。
抗日戰爭史作爲中國現代史一部分當然也是歷史，對其研究自然無法脫離史實和史觀這些基本要素的制約。 但是在抗戰史的研究上，所面臨的問題與障礙絕大部分不在於史實，而在於史觀，並且政治因素長期介入其中，並與之糾纏難解。 以史觀論，大陸所持史觀是歷史唯物主義，而臺灣所持史觀則是其他理論。 這樣，不同甚至對立的史觀必然表現在一系列具體的研究上，要想達成高度共識，從而共寫一本抗戰史巨著，這確實令人疑惑。 具體的史實暫且不說，僅討論現今有關抗日戰爭時期的劃分問題，大陸所說是十四年，即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而臺灣堅持是八年，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從學術而言，十四年的劃分顯然比較符合抗戰整個實際過程，説明抗日戰爭是如何從局部抗戰走向全面抗戰，最終取得了勝利。 這樣的劃分符合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 否則，如果僅限於八年的全面抗戰，那麽，對在此之前所有大量的抗日軍民浴血奮鬥就缺乏充分的肯定，也無法給予應有的歷史定位，如江橋抗戰、東北義勇軍、東北抗聯、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日同盟、一二八淞滬抗戰等。 同時也很難正確地總結早期抗日的經驗和國民政府的教訓，更難以自圓其説爲何中日兩國全面戰爭的爆發是位於中國心臟地帶的盧溝橋邊，而不是在國境綫上。 這裡的八年之說讓人明顯地感到背後實際上有種政治算計，並利用某种史觀。
正是由於史觀對立以及政治介入，兩岸在抗戰史上對許多史實的解讀和表述，定位和評價相差極大，甚至截然相反。 這涉及到抗戰史幾乎各個方面，如政府抗戰與全民抗戰，戰略思想演變和戰役指揮得失，正面戰場會戰和敵後戰場遊擊戰，抗戰與建國之間的關係，大後方專制獨裁和根據地民主建設，大後方橫徵暴斂、貪污腐敗和根據地減租減息、簡政清廉，反共防共限共和反頑反摩擦反分裂等等。 所有這些對立問題不是由於史實，而是基於史觀，再有政治因素作崇。 正因爲如此，才出現對同一史實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讀和評判。 爲了符合己有史觀，不惜歪讀史實，曲解史實之間關係。 更有甚者，出於政治需要和讎恨心理，對既有的史實視而不見，避而不談，例如在臺灣抗戰史書上對八路軍只字不提，稱新四軍為叛軍，更遑論抗日。 現在多虧臺灣有個郝伯村，一位國民黨遺老，他大張信口，當年的共產黨總算沾了點抗日的份，但他的開恩實在吝嗇，只給 ” 最多只佔百分之五 “，還補上一句 “ 這算是客氣的 “。 無論如何，當年的蔣委員長在德國大使陶德曼面前都承認共產黨抗日堅決，相較之下，奴才 （他曾是蔣的侍衛） 比主子還要心胸狹隘。 抗戰時一個小小的連長到今天也竟敢如此誑言癔語。 看來，他當年在金門挨砲彈確實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至今仍不時發作。 在史觀如此對立狀況之下，兩岸共寫抗戰史？ 令人匪夷所思，不過是另種天方夜譚而已。 共同寫史不能錯當作菜市場上的買賣，討價還價，相互妥協而成交。 這需要有一些基本原則和條件，其中史觀則最爲重要，倘若不能滿足，不如各自寫史為好，大陸實在無須放棄原則而去委曲求全。
不必忌憚史出多家，這在歷史研究上司空見慣，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無論什麽官方還是名人權威都無法壟斷歷史的寫作權，因而纔有所謂的正史和野史之說。 對於任何一部史書的評價，只能留給讀者與後人。 有人說中國抗日戰爭史之所以在國際上不受重視，是因國共兩黨爭奪歷史的解釋權所致。 這不過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辭。 我以爲原因有二，一、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對抗日戰爭史在國際上宣揚的力度遠遠不夠。 在大陸，法定九月三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只是去年之事，而今年舉辦慶祝閲兵，也僅為中國七十年來首次，不覺得有點晚了嗎？ 而在臺灣，九月三日儘管很早定為節日，卻稱之為軍人節，讓外人難以聯想到與抗日戰爭勝利有關。 同時，現實世界是以實力來決定話語的分量，中國長期貧弱確難使世界強國予以重視，抗日戰爭又是中國以往的歷史，更容易被人忽視。 二、國際舞臺的輿論影響力和話語傳播力至今仍然控制在西方主要媒體的手裏，而這些媒體受資本及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支配可謂年長月久，根深蒂固。 中國要大力宣揚抗日戰爭史，以此認定為自己是反法西斯東方戰場的主要抗擊者，欲取得與二次大戰的強國平起平坐的地位，顯然難以受到這些媒體的歡迎。 加之，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由共產黨執掌政權，想讓這些媒體爲此傳播更是異想天開。 這些分析説明，國際上傳播不彰與國共兩黨爭奪歷史解釋權並無必然聯係。 舉個旁例來佐證，二次大戰的蘇德戰場當年公認為歐洲最主要的戰場，蘇聯付出了兩千七百萬人死亡的代價。 而且，當年的蘇聯和今日的俄羅斯並沒有中國那種爭奪歷史解釋權的問題，戰後經常在勝利之日舉行紅場閲兵，官方也做大力宣傳，可謂聲勢浩大。 但是，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仍遠不及西方列強。 直止今年的民調顯示，人們知曉蘇聯在二次大戰的貢獻在美國僅為百分之二十幾，遠低於知曉英美法的貢獻。 由此透射出西方媒體為了遏制蘇聯 （今天的俄羅斯） 的影響也是恆久堅持，千方百計，不遺餘力。
近幾十年來，大陸官學各界在抗日戰爭史研究上也算是碩果頗丰，其中包括對國民黨正面戰場和西南大後方的研究。 許多專家學者爲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出版了不少著作或專著。 記得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蕭克上將任院長的軍事學院 （ 現國防大學前身 ） 就出版過抗日戰爭史，我曾收藏過此書。 該書就詳細地敍述了國民黨軍隊的二十二次會戰，並有附圖，也給於了應有的點評。 現在抗日戰爭史研究較之以前更爲繁榮，已經出現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趨勢。 利用好現在這種趨勢，大陸各界倒可以共同來撰寫一部具有權威性的多卷冊的抗日戰爭史。 只要收集史料廣泛，寫得客觀公正，寫得全面詳細，自然會吸引衆多的讀者，必然會在史學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貿然向對岸作出如此提議，讓人實難領悟其中奧妙之所在，只怕落得個熱臉貼冷屁股，自討沒趣的結果。
2015年10月寫於臨水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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