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折射的鏡子

         —— 喬治•奧威爾《動物農場》讀後瑣想雜談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農場》，我是在斷斷續續之中把它讀完的。 確實，這本書雖然沒有他的另部著作《1984》那樣名聲大噪，卻也是一本義含深刻，令人思索，衆人皆知的小書。

       《動物農場》雖説是本小書，但卻是一本精心設計與選擇，動物演繹人物，故事寓含理論，閉卷讓人三思的著作。通過閲讀，人們能夠體會到作者的天才以及他所具有的一些特點。 首先，喬治•奧威爾具有非凡的洞察力。 他寫作之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殺得難解難分之際，也是蘇聯經受嚴峻考驗的年代，同時須要指出的是，那時也是蘇式社會主義制度處於上昇的時期。 即便如此，作者還是發現了這個制度的走向及其最終的結局。 其次，喬治•奧威爾擁有豐富的想象力。 自從停泊於涅瓦河上的阿芙樂爾巡洋艦一聲炮響，震驚世界的新事物誕生了。 在二次大戰之前，這個龐然大物的真實形象隱約朦朧，使人難識其 “ 廬山真面目 ”。 然而，作者的筆能夠把如此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從容地濃縮成一個動物農場的演變，如果想象力不夠豐富的話，那是絕難勝任的。 再次，喬治•奧威爾具備堅實的理論駕馭能力。 這種故事演變以及最終的結局不僅涉及到故事的内在邏輯，也觸及到嚴肅的理論認識，更需要嚴慎的理論推理。 作者筆觸所到之處，嚴肅的政治理論變成了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動物形象，而且，選擇動物來建立農場就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當然，在閲讀著作時，了解一下作者背景也是應該的。 喬治•奧威爾出生於一個英國低級官員的家庭，通過獎學金進入伊頓公學，接受了貴族式的教育，但他並不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具有資產階級偏見的作家。 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具有左傾思想的記者，一個社會主義的熱情支持者。 正出自於這樣的熱情，他與妻子當年毅然參加了反法西斯統治的西班牙内戰。 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他還經歷了西班牙共產黨在莫斯科指揮下所進行的内部大清洗。 這種大敵當前卻又自相殘殺的場景使他痛心疾首，也促使他回到英國之後，重新審視整個蘇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 正是由於這樣的經歷和認識，才提供了奧維爾創作的一個堅實基礎，才造就了他的 《1984》 和 《動物農場》 這兩部著作。 需要指出的是，奧維爾的創作思想並不是要否定社會主義，而是要否定蘇聯模式，他痛切地認爲蘇聯模式傷害了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 隨著出版發行，這兩部著作名譽世界，但奧維爾卻在1950年就英年早逝，已經沒有機會親眼目睹了。 當然，奧維爾的著作之所以能夠風行西方也是由於在無意之間對上了西方資產階級的胃口。 資產階級所切齒的何止於蘇聯模式，而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貶低摸黑是其慣用的手法，而極盡吹捧之能事則為另種手段，自然是 “ 醉翁之意不在酒 ”。 這種手法的運用很容易模糊了作者的初衷，自然也讓讀者懷疑作者原有的立場。

       對於《動物農場》中故事的各種情節以及各種角色，只要曾在蘇式社會主義社會生活過的人們對這些大抵都不難理解，只不過是作者把人的生活轉變爲一種動物的生活罷了。 故事的起初，動物們在老少校諄諄誘導之下，為了不受人的欺壓，做自己的主人，跟隨老少校一起造了反。 動物們高唱著 《英格蘭畜牲之歌》，趕走了人，沒收了人的財產歸動物所公有，並按照自己的理想藍圖制定了規則公約，建立起自己的王國。 但是很可惜，老少校，這個造反者的靈魂，由於天不假年，成功之後隨即夭亡，這不能不給新生的農場帶來了無可彌補的損失。 老少校雖然死了，但動物們所創立的農場的事業不能由此而停頓，必須要有後繼替代者，這個角色就由拿破侖來擔當了。 當然，這個拿破侖在動物之中並非泛泛之輩，還是具有一定的領導才能的，而且在擊退人的反撲的戰鬥中也頗有些英勇之擧，否則，輕易登上首領寶座是難以服眾的。 起始之時，由於規則公約已定，且老少校影響仍在，拿破侖也是蕭歸曹隨，未曾有逾越雷池之為；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展，環境有所變化，更加之有下者擡轎子吹喇叭，情況也就隨之逐漸發生了變化。 這裡產生了一個疑問，諸如此類現象的出現往往會歸結為制度的問題，這種説法雖不能說錯，但似乎未必切中要害。 倘若我們要刨根問底，既然制度存在問題，爲什麽在同樣的制度之下，前者可以規規矩矩，而後者卻不能遵守規則呢？ 顯然在這裡，行為者自身是問題的主因，而制度問題則是次要的因素。 再則，制度也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制定者制定出來的。 所以，僅僅把問題歸結為制度似乎有些牽強，至少難以完全令人信服。 第二章最後有全書中一個重要的暗示，即農場母牛擠出了五桶鮮奶，由於大伙忙於收割，拿破侖主動來看管，但在悄然之中傾吞入腹，化爲己有。閲讀到此，基於過去的生活經驗，我清楚了全書最終的結局，同時也明白了作者在設計這個故事時，爲什麽選擇的是動物，而不是人。

       在閲讀之中，一些久違的思考重新浮現於腦海，從理論上來説，我的這些思考與作品中的思想實質上是大致吻合的。 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在二次大戰之後主導了世界上很多的國家，由此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 隨著時間的推移，原來隱藏的問題隨之逐漸浮出表面，而且愈演愈烈，最終在蘇共二十大上由赫魯曉夫捅破了最後一張紙，使其陰暗面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並究其根源歸結到斯大林的身上。 不錯，斯大林在位近三十年，許多事情是由他一手策劃制定的，當然具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但從這個模式的整體發展過程來看，公平地說，斯大林只是個極端的推行者，而不是發明者。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自身内在的發展邏輯，蘇聯模式也不例外，這個模式的内在邏輯決定其現實發展的基本軌跡。 因而，無論是由斯大林來領導，還是由其他人來領導，這個模式的發展不會由於領導人的不同而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只會有大同小異的差別而已。 這樣，我們探究的目光必須追溯這種模式的源頭，從其實踐以及理論依據上來探尋問題之所在。 由此，我們就不能不談到另一個歷史地位遠高於斯大林的人物，那就是列寧。

       蘇聯模式的理論依據就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能夠在一國實現的理論，而這個理論恰恰來自於列寧，同時代的共產黨其他人物以及後來者都是這個理論的實踐者。 在與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論戰之中，列寧闡述了他的這個理論，其基本論點就是，人類進入了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發展步入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即帝國主義的時代，與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相比較有著很大的變化。 他認爲，世界資本主義各國在政治經濟上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其鏈條中出現了一些薄弱的環節，無產階級革命能夠在這些薄弱環節上爆發並取得成功。 這樣的薄弱環節在當時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很難出現，那麽顯然是指東方的國家，因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對比較落後，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也比較薄弱，這就給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從而建立社會主義國家。 之後，俄國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十月革命，以及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在實踐上論證了這個理論。

       應該說，列寧的理論與馬克思當年的思想是有很大區別的。 馬克思認爲，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可能爆發並取得成功，並且這種革命不可能在一國實現，至少要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時實現。 通覽馬恩全集，尤其是在馬克思去世之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出現了壟斷，恩格斯對馬克思的這個論斷卻未曾作出相應的修改，這是值得玩味的，後來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 （他曾經是恩格斯的秘書） 也秉持著這一觀點。 不僅如此，從法國巴黎公社失敗之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政黨的活動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了新的現象，即從暴力革命轉向了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這些新動向強烈地吸引了恩格斯的目光。 從恩格斯的通信以及一系列著作的再版序言之中，我們可以看得出，晚年的恩格斯對此給予了很大的關注，在指導上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並為工人階級在選舉中取得進步而由衷的高興。

       列寧在論戰中曾經送給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一頂修正主義的帽子，但事實正好相反，在這個如此重大的理論問題上的修正主義不是別人，而正是列寧自己。 一國實現的理論只強調了薄弱環節中有利於革命的一面，卻無視另一面存在的深刻而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表現就是，經濟落後固然造成了統治階級的落後和政治統治的薄弱，隨之相伴，也造成了革命的參與者以及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嚴重落後，這種落後的影響具有長期性，顛覆性。 同時，還須意識到這種革命所隱含的副作用會遠大於正作用，並難以克服。 資本主義的反對者並不僅局限於產業工人，還包括封建小農。 小農基於自身利益加入了反對資本主義的行列，但他們的追求實質上是要開歷史的倒車。 在落後的東方國家，小農的人數遠超過產業工人，而後者根本就沒有完成脫胎換骨的轉變，並與前者有著同臍相連的關係。 這樣，革命的實現如同嚴重的早產嬰兒，即使能逃避夭折，也躲不過天生弱質畸形，最終仍然命不長壽。 今天，我們回顧整個蘇聯模式由盛而衰的歷史，社會主義陣營的四分五裂，蘇維埃聯盟的解體垮塌，中國特色的羊頭狗肉，朝鮮父子的世襲相傳，結論當然是不言自明。 因而，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革命憑藉一時激情雖可取得短期的效益，但就長期而言，這種無視歷史社會的條件而誇大主觀的反作用，最終必將會遭到歷史的懲罰。 這也是作者以動物農場的領導者最終又和人同流合污地走到了一起來作為結局所給予讀者的一種暗示之所在。



2012年11月寫於臨水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