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場斷想

      隔著候機大廳的玻璃牆，妻子身影消失於登機的人群之中，孝女又回中國去了。象每次一樣，她臨行前都會問我一句，是否願意去中國；而我卻每次總是乾脆地回答，你自己去吧。 我知道她有些失望，可我實在是不願意委屈了自己。要說我自離開之後從未再踏上那塊黃土地，那也是假話。 六年前那次十天之行，這算是我廿六年來至今唯一的一次，那還是在她多年鼓動之下匆忙成行的，並留下了諸多的不悅和遺憾。 現今的中國，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眼球，通往中國的路上熙來攘往，洋人朝拜，國人海歸，為名為利，不亦樂乎。 但是，她卻不能吸引住我太多的目光，也拉不動我無意邁動的雙腿，因為我對那種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繁榮早已失去了興趣，也不習慣於給人錦上添花，哪怕一名不聞，窮困潦倒，手上只有狗尾巴花。 古人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對我而言，豈止不相為謀，登門也須作罷。

      當然，我也很清楚，我這種不合時宜的態度會招惹許多人，尤其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人的非議。 記得我在一家公司做Software Architect時，本部門裡有個叫 Ben 的上海人，曾問我在美國二十年裡回中國幾次？ 我回答說從未去過，他當場的表情是目瞪口呆，半天講不出一句話來，只是搖頭，似乎表示不可思議。 事後，他在部門聚會的餐桌上，毫無教養地拿我不去中國的私事當作談話資料； 這讓我有些惱火，我臉色嚴峻凝視著他，他識相地住口了。 自此之後，這人就與我耿耿於懷，至今我都不明白，我不去中國刺激了他哪根神經。 前些日子，出於無奈的應酬，與妻子一起邀請她的中國同事在餐館小聚。餐席之間，客人兩次詢問我不去中國的原因，我聞之猶豫如何作答。 她每年有事無事至少要去一次，於是乎在她眼裡我視為異類，可能是心生好奇，探究至竟。 相邀聚餐應是愉快之時，實話實說乃煞風景之舉，有嫌妥當，因此，我也只好顧左右而言他。

      事過之後，我一直斷斷續續地躬身自問，並加以回顧思索。 我知道，現在拒絕去中國的人真是鳳毛麟角，既是那些反共勇士們，除了那些上了政府黑名單的，幾乎明里暗地幾次三番都跑回大陸去過，大概只是沒有變成當代的宋江而已。 可我既沒有上黑名單，也不靠反共蹭飯，雖政治觀念不同，但早已歸隱山林，要說清楚不去中國的理由，還真是不容易。 要說清楚其理由，那還要探究我當初離開中國的原因。 仔細想來，我離開中國的基本原因有三個： 首先，讀書是我這人一輩子最大的嗜好。雖說瘋狂地擠上了文革後開往大學的首班車，雖說經過年積月累個人藏書達五千多冊； 但是在中國，言語屢犯官忌，想繼續捧書本已是無望，除了做官商之外，只剩留洋一途。 再則，我腦後長反骨，被某位官宦指著鼻子說 “ 有反上情緒 ” 。 確實沒錯，我這人無論誰當朝政，一直對現實的中國政治採取批判的態度，不過無論國內或海外，也決不會隨右派之曲而起舞，依眾聲之調而附和，我行我素即為風格。 加之，原想讀哲學，但陰差陽錯地走進了政治學這扇大門，留洋對我而言，正是探索不同政治制度的良機。 最後，我是個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之人。 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很清楚，真想避免捲入政治，絕非 “ 難於上青天 ” ； 而傳統文化中大量深入骨髓的陳規陋習，風俗慣例，繁文縟節，以及紛亂複雜的人際關係則是人人須面對，時時必相遇的事情。 而這些東西又與現實生活各個方面，包括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編織成一張無形的，“ 剪不斷，理還亂 ” 的大網，人人落入其中，無人倖免，自然要謹小慎微，否則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甚至可能永世不得翻身。 以此而言，與其說我是出國留學，還不如說是文化逃亡，文化避難。

      在這三個原因之中，第一個原因並不是我不去中國的根本原因，因為讀書之事說到底畢竟是個私人之事，與是否去中國無甚關係。 更何況，我一直有 “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 的想法。 二十多年裡，文理幾個專業，幾個學位，校園的日子花費了幾乎近半的時光； 自然這也是有得有失，得文而失財，但我乃滴水存活之人，記得而忘失，心滿意足於 “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 的感覺。 所以，這並不能構成我不去中國的主要動因。 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則是後面二者。 我當年是一個現實中國政治的批判者，現在更是這個立場， “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 。 這三十多年中國的變化，人們基於立場不同而褒貶不一。 簡而言之，在我看來如今的中國現狀較之以前更為糟糕，更為黑暗，政治上是背叛蛻化，經濟上是巧取豪奪，文化上是烏煙瘴氣，精神上是腐化墮落。 俗話說 “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 ，追根溯源實有必要； 但仔細討論，則需長篇大論，然而本文要旨不是為此，因而不宜過多著墨，只想提綱攜領地談談一個基本的線索。

      中共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開始，在兩個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政治上，鄧小平及其同盟者們充分地利用了歷史時機，巧妙地玩弄了政治手腕，對文革後的民怨一味煽動，以部分否定毛澤東為策略，聯合黨內外一切對毛錯誤不滿之分子，改變了最根本性的原則和政策，並以防止文革為藉口逐步地限制或取消了工農大眾的權利。 八九年的 “ 六四 ” 事件則是中共核心集團開始向資產階級寡頭政治轉變的轉折點。 江澤民等人的執政徹底地背叛了工農大眾，這個中共原賴以生存的基礎，三個代表之說實際上是為最後轉變成資產階級政黨而正名，而讓資本家入黨則是赤裸裸地向全世界宣告了這個轉變。 今天的中共已經掏空了原有性質所決定的所有的內容，僅僅保留其軀殼和名稱暫為利用。 今天的中共已經蛻變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壟斷資產階級的政黨，這一點連西方大多數最反共的人物以及媒體都不否認了。 “ 婊子立牌坊 ” 形容今天的中共是何等真切。 今天的中國是騙子橫行，假貨肆意，官方假惺惺地以打假來哄騙民眾，豈不知最大的騙子和假貨就是中共自己。 有不少國人指望現今的中共實行真正的民主 （ 暫且不論民主本身，現今世界都是假民主之名，行寡頭政治之實 ），那幾乎是與虎謀皮，殊不知這個政黨與西方所謂民主國家的政黨在本質上都是一致的，都是繼承古羅馬衣缽的寡頭政治。 美國媒體對此饒有諷刺意味地形容 “ 中共的政治常委會就像公司的董事會 ”，這是很形象的。

      在經濟上，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以 “ 打破吃大鍋飯 ”，“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 為口號開始的。 起初確實起到蠱惑人心的作用，部分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也嚐到了甜頭。 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經濟試探和政治策略，真正的核心還未顯露。 隨著城市和工業企業的改革發展，這場改革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 這場經濟改革就是利用公有製天生的缺陷，以及與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之間模糊不清的界定，剝奪了公有製財產原來所有人的所有權 （ 至少是名義上的 ），運用各種藉口和手法把原先公有製財產轉化為國家壟斷資產階級的財產。 現在可以看清楚那兩句哄騙人心的口號真正的落腳點，“ 打破吃大鍋飯 ” 就是把原來的所有人徹底地變為僱傭勞動者，甚至連原先的名義都給剝奪了； “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 就是讓握有政治權利的壟斷資產階級快速地發家致富，欲與世界富豪試比高。 同時，為了鞏固其地位又與國外的資本骯髒一氣，甘當西方經濟附庸。 現今的中國，壟斷資產階級以國家的名義攫取了絕大部分社會財富，就其規模，程度以及人數而言，當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只是小巫見大巫了，因而，中國的兩極分化已成世界之最，這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裡，鄧小平 “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 的預見確已實現，而他 “ 共同富裕 ” 的信誓則成了民眾引頸期盼的充飢畫餅。 這就是今天的 “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

      在中國，這三十年里西風徹底地壓倒了東風，西風吹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東濱西陲，從上倒下，從裡到外，全面西化隨處可見。 可是，只要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中國人創造性的抽象思維並不發達，但功利主義，實用意識特別強烈。 他們崇洋迷外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有選擇的，或者說選擇性的崇洋迷外。 所謂選擇性就在於是否觸犯了其利益和習慣，尤其傳統思維和習慣方面更是如此。 如果與此相吻合，中國人自然樂意接受，以示 “ 與時俱進 ” 的時髦； 如果相抵觸，中國人以硬的方式則拒斥門外，以軟的方式則歪曲其意，冠之以中國特色。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現在的文化和政治精英們又批判五四運動，復古之風四起，連孔老二都搬到了天安門廣場，讓人頂禮膜拜，沉渣泛起，近代醜戲鬧劇一再上演，醬缸文化自然表現得特別堅韌，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僅與此，中國人是秉其功利實用特性來接受西方文化的，就其實際境況來看，則是接受糟粕容易，吸取精華艱難。 因而，較之三十年前，中國人除了本身醬缸之物無甚更改之外，而且普遍地顯得愈加浮躁、虛榮、淺薄、庸俗、粗魯、無德無恥，言語行為之間充滿暴戾之氣。 如若不信，上網便知。 這就是具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禮儀之邦，我不知道古代聖賢們地下有知，應作如何感想。 這又讓我想起了讓.雅克.盧梭的名言，社會的每一個進步都是文明的每一個退步。 這用在現今的中國大陸人身上再恰當不過了。 或許有人適應性強，對此嗤之以鼻，在此種環境之中如魚得水，游刃有餘； 可我生性木訥愚鈍，也只好取一下策，隔岸遠離，躲污避臭。

      由此毫不隱諱地說，我自知適應能力差，不習慣於彼岸的現狀，更不願再踏入騙假橫行的國度。 再則，多年來，隨著對政治的失望和淡漠，我儘管居住於大洋此岸，但文化避難情節愈發強烈，既是對當地的醬缸之人，大抵也一直以 “ 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 為旨。 更何況，六年前十天的貿然之行，已經後悔不已，豈能重蹈覆轍。 正是因為如此，我才選擇遠而避之，隔岸觀之，按 “ 距離產生美 ” 之說或許還能有些美感，這也說不定。

      狂言乎，瘋話乎，且姑妄聽之。


2011年11月，寫於臨水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