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拉蒂亞和米卡里的戰役之後，與波斯的鬥爭在希臘本土是結束了。 波斯認識到，在目前的情況下，她是沒有能力征服希臘並把它分割成波斯地方總督的轄地。 但這並不意味著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結束了： 不可避免的，它仍然拖延著；而問題只是這種鬥爭將採取什麼樣的形式，以及哪一方扮演主動或被動的角色。 可能的是，對波斯來說放棄所有立即征服的希望，而仍舊去維護她與希臘共同的邊界和她在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和島嶼上的財產。
劃分普拉蒂亞戰役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五十年時期是一個幾乎一無所知的時期。 希羅多德以在公元前478年奪取塞斯托斯 (Sestos) 結束了他的歷史；修昔底德 (Thucydides) 使之成為他的職責去描寫和解釋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偉大鬥爭旨在是希臘的首要地位；而後來的歷史學家 ——— 埃福羅斯 (Ephorus)、泰奧彭波斯 (Theopompus)，以及其他人 ——— 記錄了不只是事件而是整個希臘的歷史，已經流傳給我們的也只是片斷，如果他們真是傳了下來的話。 那些五十年沒有標示出任何令人感興趣的重要事件，因而，沒有發現有歷史學家有資格與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齊名。
波斯應放棄鬥爭，這是不可能的。 而她已經在希臘遭受到如此凶狠的打擊以致於波斯帝國這座笨重的框架，具有其廣袤的疆土和混雜的軍隊，顯然需要一些喘息的機會以便集中這些軍隊並準備一個新的進攻。 但是，希臘拒絕給予這種喘息的機會。她沒有停止戰鬥，甚至是暫時的； 替代自我防衛，她變成了進攻。 她使之成為自己的目的把波斯人趕回亞洲，並且剝奪他們直接與愛琴海的接觸。 這個軍事目的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的目的： 對愛琴海沿岸的希臘城邦而言，那些最要緊的是恢復他們的獨立性。 我們不知以哪種方式使得這個政策被執行。 上面我已經說過了，我們有的卻只是波希戰爭之後時期的貧乏記載； 而且這樣的資料就象我們主要指的是希臘內部的事務而不是與波斯的鬥爭。 這些內部事務變得更為複雜，因為雅典在政治重要性上提升了。 她和其鄰居之間的摩擦增加了； 而在這些鄰居的後面則是斯巴達，始終把一種懷疑的眼睛轉向正在增加財富和重要性的雅典。
然而，這種鬥爭的主要事件還是知道的。 它起初由斯巴達指揮。 在戰前，斯巴達在希臘已經是首要的政治和軍事的力量； 對她而言，雅典儘管跟隨其後，但在戰爭實際進行中已經位居首要地位； 她的陸軍已經贏得了普拉蒂亞會戰。 然而，斯巴達在一場主要由海上和希臘世界的邊界上發起的爭奪中是不適合獲取領導地位的。 這樣的一場戰爭要求一個比斯巴達的結構更為靈活和更為積極的機構。 她的軍事實力是有限的，而且不能隨處作大量的耗費。 她的內政，她與希洛人和庇里奧西人的關係使之必然在國內保留大量的軍事力量，事實上，那些斯巴達男性的大多數組成了這支軍隊的核心。 斯巴達武力集中於希臘，而不是小亞細亞和色雷斯，也是由伯羅奔尼撒複雜的政治形勢所要求的，在那里斯巴達的領導地位依賴於獨特的軍事優勢。 最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斯巴達是一個農業和內陸的王國： 她的富裕是有限的，而且在海上和希臘世界的邊界上，沒有一場戰爭無大量的花費能夠成功地進行下去。
所有這些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迫使斯巴達在未來的反對波斯的鬥爭中辭去領導的角色。 而一個領導者必須是，並且唯一可能的就是雅典。 她的海軍在希臘是最好的； 她的陸軍是相當多的，包括事實上國家所有的公民，即居住在雅典、比雷埃夫斯、以及整個阿提卡的所有人口中的絕大多數； 而且海軍可以很容易地運載分遣武力去他們所需要去的任何地方。 此外，在克里斯提尼民主改革之後，其內政走上了秩序的軌道； 而事實上，公民們忙於軍事企業，沒有時間去思考其他事情。 最後，由於馬拉松、薩拉米斯、和普拉蒂亞的緣故，愛國主義精神在雅典已經高漲； 而且雅典人的名聲，作為優秀的士兵和水手以及精明的政治家，是非常偉大的。 難怪雅典人覬覦反對波斯鬥爭的指揮地位，並得到了它。
雖然希臘本身，以及星散於巴爾幹半島的城邦是不太關注於這場爭奪，但對海島和小亞細亞的城邦來說，這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希臘的這些地區因此積極參與其中，在雅典的主持之下，聯合一個以提洛為中心的海洋同盟 ——— 一個產生雅典帝國的同盟。這個不可變更的同盟原則是 ——— 同盟的每一成員應該參加戰爭並由這個同盟理事會來代表，而且每一成員或許用捐款來代替人員和船隻。 在這些條件之下，主席之位應當屬於雅典，這是自然的。 擁有巨大的力量和比其他成員更多的財富，她控制了這個理事會一個大多數表決； 她單獨有足夠的人力和足夠的能量轉換同盟的金錢，以防他們不願意或者沒能力積極參與這場戰爭，投入船隻和士兵。 在雅典人這邊，作為理事，主要責任下降了；而在理事會，他們的重要性自然是和他們的責任與之相稱。
通過這個同盟的行動，在愛琴海逐漸地清除了波斯人。 赫勒斯滂和馬爾馬拉海參加了這個同盟，或者換言之，變成了雅典的水域； 最重要的地點則由雅典公民的殖民地來鎮守； 而波斯人逐漸地也被擠出了南愛琴海。 在這場針對波斯的系統作戰中首要參與者都是新的。 阿里斯提得斯 (Aristides)，在普拉蒂亞會戰中的一名將軍，又是提洛同盟的創建人，已經離開了現場。 地米斯托克利也是如此，薩拉米斯的英雄和雅典海軍的創建者。 他的最後的成果就是用城牆加固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口的防禦。 由於其陸上和海上基地，因而設防的雅典能夠自由地執行海上的活動，並且能夠毫不在乎陸上對其首府和港口的進攻的可能性。 後來，象雅典民主制的大多數政治家一樣，地米斯托克利被起訴並放逐。 他在波斯度過了他剩餘的時光。
在雅典此時的首要人物是西門 (Cimon)。 他領導貴族派並支持在希臘的 “權力平衡”，就是一個與斯巴達和其他希臘國家和平與協議的政策。 因此，按照那時的狀況來看，他是相當獨特的，適合去指導雅典的外交政策。象他的父親，米太亞得，也象地米斯托克利，他有非常強的能力。 他的主要功績是在公元前468年，他在歐里墨東河 (Eurymedon) 戰勝了波斯人，決定了南部水域的控制權。 在這失敗之後，波斯人失去了海軍基地，除了巴勒斯坦、敘利亞、腓尼基，以及埃及等沿岸之外。
這場戰役結束了一系列針對波斯，與其入侵希臘緊密切相関的作戰。 希臘人清楚地認識到一個全新入侵的危險是不必擔心於不久的將來。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場鬥爭結束了。 波斯仍然是一個具有通往地中海出海口的強大的海上力量，而且由於經驗和知識的增加，她遲早或許重新回到一個進攻的政策。 然而，除了雅典人之外，沒有希臘人意識到這種危險。 其他的人們感到他們自己免於了直接的威脅，並且認為沒有必要保留著眼於未來的，他們已經創建旨在與波斯鬥爭的海軍組織。 因此在這個同盟之中一個分解的過程開始了。 同盟的成員不滿雅典的霸權並致力於完全的政治獨立。
此時，在雅典面前有兩個選擇 ——— 要么放棄愛琴海的統治，並回復到波斯戰爭之前事情所處的狀態，要么把這個同盟轉變成雅典帝國； 換言之，統治盟國以取代主持於他們之間，一個只能用武力得以確保的結果。 她被促使採取了這些方針之中的第二種，部分是由於她堅信與波斯的鬥爭還沒有結束，而部分是由於其他的考慮。 雅典已經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城市： 愛琴海貿易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那裡； 而且她已經成為了工業的一個重要的中心。 人口已經大量地增加： 對公民而言，加進了大量的沒有公民權但為從事貿易和工業而居住在這個城市的外國人 （米托阿奇）； 奴隸的數目也已經大量地提升。 失去海上的統治將確定無疑地阻止了這個發展； 並且也或許迫使雅典再次回到波斯戰爭之前存在的狀況； 而這樣一種倒退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嚴重的內亂。 因此，她選擇第二種方針並著手把同盟轉變成一個帝國，這就是雅典公民統治其他國家的公民，而且同盟的捐獻變成了貢稅來替代。
這個決定影響了雅典的整個政策，包括國內的和對外的。民主派的領袖們 ——— 先是厄菲阿爾特 (Ephialtes)，爾後是伯里克利 (Pericles) ——— 成為了公民們所抱有的這個帝國主義觀念和期望的維護者。 厄菲阿爾特的活動是短命的： 在他首次公開露面不久之後，他被神秘地殺害了。 但是，伯里克利卻指導了雅典的政策許多年，並總能獲得公民大會的支持。他是一個嚴格而一貫的這種觀念的捍衛者，認為雅典應該同時是一個民主制和一個大帝國強權；他是一個優秀的演說家，又是一個機警而睿智的政治家。有充分理由認為，在公元前461年西門被放逐與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之間的時期一般被稱之為伯里克利時代。
這個決定被採納，然後雅典變成了一個大帝國的中心，自身的民主，並由於許多國家依賴於她，而且在一切事宜上受她的統治，從而剝奪了他們政治上的獨立性，除了那些純粹地方的利益之外。 這個決定改變了雅典對其最近鄰居的政策和對斯巴達的政策，而且也影響了她與波斯君主制的關係； 以及在兩種情況下，這個新政策是由於經濟的原因和主要是由於商業的考慮。
在公元前第七和第五世紀之間，希臘創造了自己的欣欣向榮的製造業，發展並提高其酒和油的生產，而且為其商品找到了許多市場，在那裡它們越來越受到讚賞，而且發現銷量增加。 這些主要的市場在西方是意大利、高盧、和西班牙，在北方和東北方是馬其頓、色雷斯、以及黑海沿岸。 還有在東方，雅典的花瓶和巨大數量的希臘的，特別是雅典的銀幣發現遍及整個波斯帝國，從阿富汗到埃及，證明了在公元前第五世紀與希臘世界幾乎不間斷的商業關係。 腓尼基人，被逐出了愛琴海，但仍是與埃及貿易而獲利的擁有者 （雖然早在公元前第七世紀，希臘人在那裡試圖與他們競爭），並且盡力從整個西方的貿易中把希臘人攆走。 因而，難怪雅典帝國的海軍把它的首次打擊的目標瞄准在腓尼基人身上，進攻他們於塞浦路斯和埃及，以及他們位於東地中海的主要貿易中心。 在這些市場爭鬥中的成功將使得希臘自己有機會去進攻腓尼基。 不過，這兩次雅典的遠征都以失敗而告終。 在努力支持埃及反對波斯的起義 （公元前460-454年） 的時候，他們損失了相當多的分遣兵力和一支強大的分艦隊的船隻； 在塞浦路斯，召回了流放中的西門去領導雅典的陸軍，他們贏得了一場戰役 （公元前450年），但從中沒得到值得重視的好處。 在戰役期間，西門死於疾病。他們被迫與波斯訂立和平，而留下腓尼基問題讓後代去解決。
雅典反對波斯的失敗，因為她是在同時捲進了與其近鄰和與斯巴達的鬥爭之中。 她的帝國此時決不是鞏固的，而且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看到，她被迫去打擊其自己的同盟者或臣屬。 在這樣情況下，與埃伊納、科林斯，以及維奧蒂亞的戰爭都是由於相同的經濟和商業的動機，這些已經使其與波斯捲入了這種紛爭。 埃伊納是一個舊敵和對手。 科林斯及其西方的殖民地把雅典從埃特魯斯坎海 (the Etruscan sea)、西方，以及意大利和西西里島的大糧食市場上排擠了出去。 雅典的經濟擴展必然是針對在亞得里亞海 (the Adriatic Sea) 不發展的國家而來的。 但對雅典而言，由於其製造業增長和土地轉換成葡萄園和橄欖樹木，原料和食品的進口成了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意大利和西西里島能夠提供她的兩種需求比除埃及之外的任何國家更為充分。 北方的市場，仍然只在發展的過程之中，不能足夠地生產來滿足大雅典帝國的需求，實際上因為愛奧尼亞諸城邦的加入又增加了需求。
重複著他們曾經用來反對腓尼基的政策，雅典人沒有直接攻擊科林斯，而試圖削弱她，其方法是攫取埃伊納島並強迫其進入同盟，剝奪麥加拉，這個科林斯和雅典的鄰居，所有的商業重要性，以及在維奧蒂亞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 這種在希臘本土擴大其影響的嘗試自然地陷入了與斯巴達的衝突，對斯巴達 （以及對所有的伯羅奔尼撒人） 而言，地峽的中立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大量地依賴於從意大利和西西里島進口穀物和原料。 這場鬥爭從公元前459年拖延到447年，但雅典最終是不成功的。 事實上，埃伊納島成為了雅典帝國的一部分； 但她既沒能力從海上切斷麥加拉，又沒能力加強自己在維奧蒂亞的地位。 再次她不得不以一種無益的和平來結束了這場戰爭，這個締結起初為五年，而後在公元前446年，延長到三十年。 斯巴達同意講和，可是雅典在希臘中部統治的問題並沒解決。 然而，斯巴達也不能自拔： 她被削弱是由於從公元前464年到459年一個長期針對希洛人的鬥爭，還由於與伊利斯和阿卡迪亞，這些斯巴達軍事同盟成員重復不斷的糾紛，以及與阿爾戈斯，她的頑固敵人的紛爭。
雅典的大帝國計劃不成功，她此時不得不處理其同盟的事務，換言之，她的新統治的事務，並且鞏固其在這個世界的那些地區中的地位，在那裡她的最高權力到當時為止還是無可爭議的 ——— 在色雷斯和在黑海沿岸。 冀望給依賴的城邦打上印記並擴大帝國的邊界解釋了伯里克利所進行的巡遊。 以指揮一支大艦隊，他訪問了黑海沿岸和克里米亞，那里許多軍事殖民地可能被伯里克利自己所安置，並且許多希臘城邦被吞併進了這個帝國。 當雅典正在與波斯和她的希臘鄰居進行戰鬥的時候，這個過程幾乎就是把海上同盟轉換成了雅典帝國。 在公元前454 年，同盟的金庫從提洛島轉移到了雅典； 大多數同盟成員，除了薩摩斯、萊斯沃斯、和希俄斯之外，變成了依賴者並支付貢稅； 他們都不得不在此時把他們大多數的法律訴訟提交到雅典法院來判決。 所有這一切使得 '盟友' 極其不滿，作為雅典帝國的屬邦更是被正式地稱呼； 而且他們憎惡雅典不斷的干涉其城邦的內部事務，仍然認為他們自己是獨立的。 這樣，雅典不得不持續地對付同盟者之間 '造反'。 其中一些，例如，自由薩摩斯的起義，拒絕繼續成為這個同盟的一員，還有拜占庭起義，是非常可怕的，卻被很嚴厲地平息了。
雅典內部生活受到其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影響。 那個政策不斷發展主要由低下階層來導引 ——— 這些公民從事於航海、貿易、和製造。 他們是主人，而且所有的公共機構以極端民主的精神被重新改變去適應他們。 政治的重心此時從五百人會議轉移到公民大會，其中法律要求所有的重要事務應該被決定，例如外交政策問題，戰爭問題，以及食品供應問題。 每當在每次普阮特尼（三十六天為一期）期間，公民大會審查行政官員的辦事記錄，有權力停職並帶他們去審判，如果發現任何不合法。 在這些情況之下，行政官員限制他們自己去執行大會的決定； 而會議僅僅預先討論那些大會隨後必須決定的事務。 大會的每個成員有權發言並甚至提出立法。 但後者權力受到一些安全措施的限制。 大會的議程由會議來準備，而動議必須被會議批准，儘管人們能夠修改這個建議的原文。 不過，任何公民都能夠在法庭上基於憲法的理由來攻擊某個法令。
十將軍委員會（將軍會）與此同時獲得很大的重要性，並組成了一種內閣。 這是來自波希戰爭動盪時期的一種倖存。 所有的外交和內政的政策集中在他們的手裡。 如果他們的政策成功了，他們或許重新當選次數不定； 倘若失敗了，他們有時被審判並判處流放或者死刑。 他們的崇高地位在一個重心放在外交和軍事的事務並統治一個帝國的國家裡是相當自然的。 還有一支行政官員的隊伍，所有人每年由抽籤來委任，然而部分人在雅典服務，部分人在國外服務。 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帝國的財政。
有在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個第三機構。 這就是赫利伊亞或者司法大會，公民們要被付出他們的職責。這個機構逐漸地被雅典的所有辯論事務所壟斷。 它由6,000成員組成，每一部落由抽籤選出600人。 他們被分成500個委員會，但這個數字有時是大於它，有時則小於它。 陪審員發誓依據法律給予他們裁決，而如果法律能夠被以一種以上的方式來解釋的情況下，則依據他們的良知。 許多訴訟，特別是那時帝國的商業增長，是非常巨大的並用很長時間來決定。 行政官員僅僅準備案件並不參與判決。 那些擁護者們和辯護者們不允許進入法庭： 訴訟的每一方必須親自出庭。判決取決於簡單的多數。
民主的最後形式就是這樣。 無論在外交還是在內政事務，它都沒有引導出任何特別輝煌的結果。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雅典應該把她與斯巴達鬥爭中的失敗以及她的崩潰歸結於它。
羅斯托夫采夫《希臘》
2010年-2011年譯於臨水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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