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生死朗讀》顯出了劇終，結束了，可我仍坐在熒幕前久久未動，思緒翻騰。 這已經是我第二遍看這部影片了，因為第一次沒有完全看懂。 在沉思之中，我試圖在尋找編導者想通過整個故事情節的展示和演繹所蘊含的核心觀點。 大概是由於有過創作劇本的經歷，無論影視還是舞台劇，我欣賞作品的一種習慣，除了欣賞演員演技，燈光舞美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通過情節演繹和演員表演，來體會作品的靈魂，就是編導劇本之中所包含的內在思想。
《生死朗讀》是改編德文的同名小說，用回憶和倒敘的方式來敘述一個女性，Hanna Schmitz 的一生。 故事概括起來大致由三部分所組成： 首先是 Hanna 和 Michael 相遇和相識，以及隨後一個夏天的兩人戀情。 這是整個劇情的起頭，這也是全部劇本內在的邏輯起點。 沒有這個起點，隨後的情節演繹失去了必須依賴的內在環環相扣的邏輯。
接下來，就是德國法庭審理納粹集中營案件整個過程，其中包括奧斯威辛的殺人案和教堂火燒案，Hanna 是整個案件的主角，最後被判以終身監禁。 而這時的 Michael 是法律系的學生，也是坐在旁聽席上的聽眾之一，他試圖給 Hanna 某種幫助，但最終放棄了。 儘管 Michael 此時僅僅是一個配角，可這是一個極為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
最後，Hanna 長期身陷囹圄，Michael 又以自己不斷的朗讀之聲，幫助她度過了二十年的鐵窗生活。 Hanna 即將獲釋，卻出人意料地以自殺方式了卻了自己的一生，以致於 Michael 為她所做的出獄後安排落了空。 最後，她留下一個小的遺囑和一筆存款則請 Michael 來幫助完成。
整部影片的故事並不復雜，情節的創作和安排上也沒有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高潮，基本上屬於委婉敘述。 那麼，就是這麼一部波平浪靜的影片，為什麼會在人們的心裡有著如此大的震撼作用呢？
從觀眾角度上講，這衝擊著人們所固有的觀念，而這種觀念是哪裡來的？ 是被宣傳灌輸而來的。 這種宣傳和灌輸是鋪天蓋地的，長久不息的，用盡所有方式，真是挖空心思，不遺餘力。 這種宣傳和灌輸就是要讓人們耳熟能詳，婦孺皆知，倒背如流，深入人心。 這種宣傳和灌輸是只許同情流淚，不許疑問亂想，稍有質疑必遭大加韃伐，令人噤若寒蟬。 就宣傳和灌輸所下功夫和金錢來看，東方和西方哪有區別，“ 專制 ” 和 “ 民主 ” 幾乎相同。 其次，人們思維的習慣，為了易於記憶，常會簡化其內容使之固定化，思想的膚淺而不願探索，形成了人云亦云的隨大流，這是一個方面。 而另一方面，如此長期的連篇累牘難免會出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僵化。 以其一面或幾面涵蓋全部，攻其一點或幾點不及其餘，生怕提及其餘而造成前功盡棄，這樣也就必然失去歷史的真實。 久而久之，兩者結合必然造成觀念簡單化和僵硬化。 這樣，當歷史鮮為人知的一面呈現出來，與原有的觀念不一致的時候，人們就會覺得受到挑戰，顯得大為驚詫。 當然，對那些處心積慮的宣傳者和灌輸者來說，他們的不滿自然應在預料之中，毫不奇怪。 所以，有人評論說這是一部兩頭不討好的影片。
從理論上講，劇情通過不斷的鋪敘和演繹向外展示整個故事的發展，與此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內在的觀念給我們一種嶄新的認識，而這種新的認識具有顛覆性。 藝術來源於生活，生活真實則是一種多面的組合，而藝術的真實性是以情節的演繹和角色的塑造來反映生活本身多面性，這樣，藝術真實性和生活真實在邏輯上具有一致性。 情節的展開和角色的塑造過程中本身已經表現了一種抽象觀念，而這種抽象觀念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使之外在化和具體化，這樣，人們比較容易得到感覺和認識。 當然，這種外在化和具體化不具有普遍性，但其所表現的抽象觀念則具有一般性，它可以作為一面鏡子讓我們照看在具體現實中的真實的自己，啟示我們撿起那些原本所應有的認識，而不再被說教和宣傳所迷惑。 由此，心靈上就會出現震撼，這種震撼必然會動搖，甚至顛覆我們由於長期被灌輸而形成的固定而僵化的觀念，促使我們重新開始審視禁錮自身的外力和自囿的惰性。 這就是這部影片對我們在心靈上的拷問。
實際上，如果我們仔細用心體會，就會發現這部影片的每一個重要情節，都包含著與之相對應，卻完全相反的東西，它們的存在是或明或暗，或隱或現，或在劇情裡，或在觀念中，讓有心的觀眾去品味，去思索。
一講到納粹，我們腦海裡立即會呈現出冷酷無情，毫無人性的形象，這部影片的主角，Hanna 就是一個納粹，我們會把固有的印象自然而然地套在她的身上。 可是，影片一開始就展現給觀眾一個完全相反，樂於助人，極富人情的 Hanna。 在雨天，行路匆匆的 Hanna 在家附近遇見了素不相識，少年的 Michael ，而此時 Michael 正倦坐在路邊，因生病不停地嘔吐，沮喪於無助而哭泣。 Hanna 見此情景，主動地幫助他，擦去他因嘔吐留在嘴邊的殘渣，用水沖走了他腳下的污穢，又像母親般地寬慰他，並護送他回到家門。 所有這些舉止充分地體現了一個女性的體貼和溫柔。 這樣細緻入微的舉止確實讓人很難與我們觀念裡原有的納粹的形象聯繫起來。
如果不帶著道學家的有色眼鏡，我們對 Hanna 和 Michael 暫短一個夏天的戀情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Michael 病癒之後幾次來看望 Hanna，起初是為了表達謝意，但在 Hanna 換衣服，他窺視到她的軀體之後，他被她那女性的美吸引住了，在意識之中產生了一種自然本能的性的驅使，以致於希望能得到某種的滿足。 否則，我們無法理解他為什麼在此之後幾次三番繼續來探望這位一面之交，而又年長他許多的女性。 當然， Hanna 是個成年女性，自然能洞察得出 Michael 的心理，因此，她一語中的地說出了他心裡的願望，你不就是為了這個才來的嗎！ 對此怎麼辦呢？ 少年的 Michael 已經情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這個難題的答案有待於 Hanna 給出。 而 Hanna 她本身也是個年輕成熟而未婚的女性，自然也有著對異性的需求。 這樣，兩廂情願，也就一拍即合了。
確實，兩人的相戀在年齡上多少有些彆扭，但我們沒有看見金錢名利捲入其中。 在當時的那種特殊環境之下，這樣的情節發展也是一種合理、合乎人性的演繹，而且，這不是作者毫無根據的胡編亂造，因為在實際生活中，此類故事古往今來真是不乏所見所聞。 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跟著道學家的思路走，Hanna 訓責 Michael 一番，轟其出門，這樣做倒是簡單明了，卻給這個少年在心靈上造成一種無形的傷害。 這就人道了？ 這就符合人性了？ 因此，這是一個兩難之題，不可能做到兩全其美。 這似乎符合這部影片的內在觀念，同時，這是編導者另一個重要的伏筆和情節發展內在邏輯的環節。
長期影視和書報的宣傳給人們造成了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印象，曾經參加納粹與參加德軍的人之間有著很大的差別。 簡單地說，參加納粹的人，他們都是些狂熱的法西斯信徒，迷信崇拜希特勒，充滿著相當確定的政治認知，有著強烈的日耳曼民族優越感，仇視其他民族，總之，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有著明確的意識。
可是，這部影片給我們展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甚至具有顛覆性的形象。 Hanna，這個納粹竟然是個大字不識的文盲。 她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認識，甚至不知道納粹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也没有滿腔的種族仇恨，更不懂得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 她之所以辭去西門子的工人職位而參加納粹，隨後被派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當警衛，其理由簡單的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就是不願受上司重用提拔而被發覺自己是個文盲。 情急之中，她聽說納粹招聘警衛，為了擺脫提拔就急忙去申請了這份工作，還竟然就莫名奇妙地被錄用了。 福兮禍兮？ 作為一個可憐的文盲，似乎覺得在納粹當警衛就像在西門子做工人一樣，都是個最下等的工作，僅憑體力勞動吃飯，可以免去提筆弄墨的恐懼。 說白了，就是掙份人工薪水而已。 可是啊可是，她做夢都不曾想到為了擺脫一種恐懼，卻莫名其妙地走上一條滅頂之災的道路，給自己帶來一個更大的悲劇。 在此，我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誰之為？ 己之為，天之為！ 誰之過？ 只有天知道！
二次大戰之後，奧斯威辛幾乎就是大屠殺的代名詞。 在那里當差做事的人，無論其地位多麼卑微，也無論其有無殺人動機，自然免不了惹上殺人之嫌。 Hanna，她作為一名警衛，甚至是一名恪盡職守的警衛，自然而然地落入其中之一，難以擺脫殺人的干系。
她參與殺人了嗎？ 答案是肯定的。 她在法庭上向法官作過這樣的坦陳，由於新來人犯不斷地湧入，牢房擁擠不堪，納粹當局明確規定，每月每個警衛必須要從六十個囚犯之中選出其中十人，然後，這十個人被送往另外的地方處以極刑。 這種納粹行為就是野蠻獸性的表現，應當予以最強烈的譴責，這種譴責首先應該是指向那些當政者和決策者，是他們製造了一幕幕慘絕人寰，令人髮指的悲劇，並且也把這種悲劇強加給最下層的具體執行者，因為執行者的意願被排除在外。 作為一個最下層的警衛在這種嚴規明令之下，她能做什麼？ 只有兩種選擇，執行或者拒絕執行。 選擇後者，選擇人要清醒地意識到在選擇之後，就要準備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我們不知道，實際上當時在奧斯威辛當差做事的人之中到底有多少人曾經作過這種選擇，但是對 Hanna 來說，後者顯然不適合於她。 首先，她是個文盲，沒有那樣的思想分辯能力，所以也就沒有內在的動因； 其次，她來當警衛就是做一份工作，就像在西門子做工人一樣，從她一貫的工作態度來看，其職業精神也不允許她有此選擇。 因此，她只有唯一的選擇，執行規定。 影片中，法官禁不住責問道，難道僅僅為了騰出地方，你們就送人上刑場。 Hanna 無法正面地回答法官，卻面帶難色地反問道，如果要是你，你能怎麼做？ 顯然，Hanna 這個反問是從工作或職業角度出發的，似乎她曾經也嘗試過其他方法。 法官當然不能，也無法回答她的問題。 可以這麼設想，假如那個法官當時也處在與Hanna 相同的地位，他能有更好的選擇嗎？ 所以，任何人如果能夠設身處地，都會發現這個問題太難回答了。
我們既然知道 Hanna 參與其中，那麼是否由此可以說她是殺人犯？ 問題在於殺人這個概念是如何界定，如果從法學角度來說，正如影片中法學院 Rohl 教授說出了一個最基本的要義，殺人要成立必須要有殺人動機。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 Hanna，除了看見她明顯的恪盡職責之外，還需要煞費苦心地去尋找她那殺人動機的蛛絲馬跡。 正因為如此，她身上仍然有著無法掩飾的人性人道的一面，這與她第一次遇見 Michael 的情景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繫。 同情弱者，人之本性，這一點，連受害者在法庭上都承認， Hanna 總是選擇那些病患者和體弱者，試圖盡量保留其他健康者，而且總是分給他們食物，最後還送她們一程。 作為一個最卑微的底層警衛，這大概已經達到了她力所能及的極限了，我們不知道在奧斯威辛是否還有人比 Hanna 做得更好。
一個人的職業精神既是一種道德要求，也是一種精神風貌。 影片通過一系列情節和細節塑造了 Hanna 她特有職業精神。 影片開始告訴我們，Hanna 是個公共電車的售票員。 那天車到了終點站，臨下班之時，她的上司高興地走過來，誇獎她，稱讚她的工作做得很優秀，所以做出決定提拔她。 按常理說，她應該高興才對，但是很可惜，她的表現恰恰相反，顯得有點驚慌失措。 這不僅告訴我們 Hanna 是個工作表現優異的人，而且也給隨後的情節發展提供了一種合理的解釋。 隨後，在法庭上，法官問Hanna，你當時在西門子做工人，上司通知要提拔你，你為什麼又要去參加納粹？ Hanna 尷尬地沉默了，因為這觸及到她自己是文盲。 通過這兩個重要情節的演繹，影片告訴我們 Hanna 確實是個對工作兢兢業業的人，而且是長期一貫如此。 一個人對自己的工作採取恪盡職守，兢兢業業的態度，這應該是一種美德，所以，Hanna 的上司用提拔來褒獎她，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人間的事情並不盡然一致，兢業精神並不總是迎來褒獎和讚譽，也會帶來指責和咒罵，甚至招來萬劫不復的災難。
在法庭審理教堂火燒案中，我們又一次領略了 Hanna 相同的職業精神。 在那個雪夜，教堂突然遭到盟軍飛機的轟炸，起火燃燒，而教堂裡面有三百名囚犯，犯人要躲避大火爭相奪路而逃，可是大門被反鎖著，無人開門，結果是絕大多數人被大火吞噬。 當法官問她們六個被告，你們知道教堂已經起火，為什麼不開門讓人逃生？ 被告知之中無人應答，以沉默而對之，只有 Hanna 作出了自己所認為正確的解釋。 她回答，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我們是警衛。 法官馬上追問，如果你們開門，她們逃走了，你們將受到懲罰？ 她不認為這是她所擔心的，並且進一步解釋了其中的原由，當時整個村莊都在燃燒，在那種極度混亂的情景之下，如果放囚犯出教堂，囚犯很可能乘機逃跑，而她們只是六個女警衛，既無法控制其場面，也無法恢復原有的秩序。 作為一個警衛，是不允許讓囚犯逃走的。 越解釋越激動，在激動之際，她拍著桌子大聲地說，這是她們的職責。 我們看見，此時的 Hanna 完全沉浸在一個警衛職責之中。 確實，如果從職業精神來說，這種已在事前就可預見的結果，一個恪守職責的警衛是不可能讓其發生的，否則，這有違職業精神。 法官認為 Hanna 在這個案件中是有選擇的，所以要對囚犯的死亡負責，但是，她的職業觀念決定了她在這件事情上沒有選擇的餘地。 最終，在其他五名同案被告合謀誣陷之下，她以謀殺罪被判處終身監禁。
在此，我們要注意這個審理教堂火燒案的日期，那是在納粹德國戰敗，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進行的。 Hanna 這種不開門的選擇自然被認為是有罪的，如果我們假設一下，Hanna 在案發當時作了另外一個選擇，她開了門，囚犯出來了，逃走了，那會怎麼樣？ Hanna 可能會被封為英雄或稱為人道主義者。 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鐘撥回到德國戰敗之前，就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情形。 我們不能確定 Hanna 的不開門是否會得到獎賞，至少不會被定為有罪而受到懲罰，如果她開了門而造成了囚犯大逃亡，那她就一定會受到嚴懲。 在這裡，時間就顯得特別的重要。 時間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時間的本身，而在於它反映著國際和國內政治巨大的變化，這種政治的變化決定了法律以及法律審判標準的根本性變化。 因此，同樣事情，同樣行為，人們的評判是如此的南轅北轍，法律的結論有著天差地別，草民的禍福命運也係於大堂之上的言語之間。 歷史就是如此地作弄每一個人，甚至不放過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
影片從頭至尾的情節裡包含著一個重要的道德問題，它一次次地檢驗著我們的道德觀念，拷問著我們的價值判斷。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 Hanna 是個目不識丁的文盲。 但是，她認為這是極為羞恥的，是一個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隱私，包括自己最親近的人也不例外，只有這樣，她才能做個有尊嚴的人。 因此，她把自己這個隱私一直深藏不露，千方百計掩飾，關鍵時刻則態度堅決。 總之，她願為自己的尊嚴付出任何代價。 正因為有這麼一個內在的邏輯，我們就容易理解 Hanna 的性格和行為。
她不識字，但非常喜歡書，只好讓別人朗讀給她聽，與 Michael 熱戀的時候也是如此。 因此，每次在他們床笫之歡前後，她總是讓 Michael 為她朗讀一段。 她還想方設法地掩飾自己文盲的缺陷，讓人不易察覺。 當她和 Michael 一起騎車郊遊，午餐之時，她手捧菜單，內心尷尬，但靈機一動，說了聲我和你一樣，巧妙躲過。
她在公共電車上做售票員，認真努力，工作出色，得到了上司的賞識。 當聽到決定提拔她的通知之後，她不僅沒有喜形於色，反而有點驚慌失措，一時不知如何應對。 經過猶豫思考之後，她斷然決定辭去工作，也咬牙與熱戀的 Michael 無聲而別，悄然遷居。
這些情節又暗示著我們，Hanna 的如此舉止行為不是激情偶發，而是由來已久。 在法庭上，她與法官那段欲語又止的對話讓我們探知了她參加納粹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與公共電車做售票員的情景相似，她在西門子公司做工人，也是恪盡職守，兢兢業業，上司要提拔她，卻無意之中觸動了她那根最敏感的神經。 這在她看來，提拔就意味著她將和筆墨打交道，與其說是喜事臨門，不如說是大禍當頭，所以，她急忙找份新工作而辭去舊職。 也真是陰差陽錯，她竟然找了份納粹的警衛工作。 法官問她是否明白納粹的含義，她茫然搖頭，答道只知道是份警衛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她為了躲避自己最大的忌諱，真有點慌不擇路了。
在審理教堂火燒案時，她突然面臨著其他五名同案被告，也是舊時同事的合謀陷害。 這些陷害者一口咬定，她是案發當時警衛的負責人，其實，她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員。 不僅如此，這些陷害者還眾口一詞，說向上司的報告是她寫的。 她對這種突如其來的預謀，一時之間不知所措，矢口否認，窮以應付。 法官看見這種眾口難辨的場面，讓她留下筆跡，好與報告上的筆跡進行比對辨認，以便做出正確的判斷。 可是，法官的這個要求又一次碰觸了她那最不能觸動的神經。 她處在異常痛苦的兩難境地： 向法官吐露實情意味著她的隱秘徹底暴露，從而失去尊嚴； 否則，案情發展對她極為不利，她將面臨嚴厲的懲罰。 最終，在痛苦之間她還是斷然決定選擇了後者，即拒絕留下筆跡。 這是 Hanna 這個人性格的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就是為了自己的尊嚴願付出任何代價。 這也是整個劇情之中極為精彩的一筆。
少年的 Michael 正處熱戀之中，並沒發現自己所愛的 Hanna 是個文盲。 所以，他把朗讀看作一種浪漫，每一次都熱情地為她朗讀各種書籍，從荷馬史詩到契可夫的短篇小說，從拉丁文、希臘文 （ 讀後再翻譯 ） 到德文。 而在法庭上參加旁聽，法律系學生的 Michael，當看見 Hanna 是作為納粹殺人犯出現在被告席上的時候，他的內心的衝擊不亞於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他那一雙藍色眼睛直愣愣地望著被告席，真是目瞪口呆。 這是多麼殘酷，又是多麼現實。 清理一幕幕的回憶，讓 Michael 驚悟到 Hanna 長久以來就是個文盲，而且她還一直千方百計地掩飾自己的缺憾。 實際上，在 Michael 的內心世界，他極不願意看到自己曾經的所愛現在卻坐在被告席上，至少希盼她所受的懲罰沒有那麼重。 所以，當法官叫 Hanna 留下筆跡時，他臉上掠過一絲放鬆之意，因為他想 Hanna 在法庭的眾目睽睽之下，再也不能掩飾自己文盲了。 這不是幸災樂禍於他人當眾出醜，而是他認為案情的發展由此而來會出現轉向，對 Hanna 有利。 可是，就在此時此刻，出乎 Michael 的預料，不，也是出乎在場所有人的預料的事情發生了，Hanna 艱難地，但也是毅然地對法官說，這不需要，報告是我寫的。 這對期望案情好轉的 Michael 是當頭一棒，蒙了。 他再也坐不住了，站起來，走出了庭外。 Michael 確實想過幫助 Hanna，否則，他就不會向 Rohl 教授透露他有對 Hanna 有利的重要證據，他就不會邁動雙腿去監獄探監。 但是同時，他又在思索着 Hanna 行為的內在原因。 當他發現 Hanna 為自己文盲而羞恥，為尊嚴失去而恐懼，為了尊嚴寧願坐穿牢底，不許任何人碰觸的時候，他理解了她的心意，尊重了她的選擇，懂得了任何幫助只有被受助者認可才成其為幫助，否則，就是強加於人。 因此，他會對 Rohl 教授又說，他不能和她談； 他在探監的幾步之遙，中止了腳步返身離開。 最後，Michael 採取了用不斷郵寄他的朗讀聲帶的方法，給 Hanna 帶來一點幫助和慰籍。
由此，整個劇情的發展給我們帶出來兩個字，尊嚴。 這首先是倫理學上的概念，尊嚴是什麼？ 尊嚴可分為不同的對象和範圍，有國家的、民族的，也有群體的、個人的。 就個人而言，尊嚴就是一個人作為人，區別於他人而所具有的並且也應被尊重的基本權利。 尊嚴的內涵和外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界定是以時間、地點、環境、以及各自個體的特點為依據的。 個人尊嚴的界定，除了人所共識的基本權利之外，還有些部分是由個人決定的，一般來說，它以不損害他者 （ 不僅僅是個人 ） 的權利為基礎。 這一部分往往被人所忽視。 尊嚴是一種內在的、無形的道德要求。 有人在 《 生死朗讀 》 影評文章中說，尊嚴和虛榮是一體兩面。 這種說法是不確之論，是一種誤導。 因為尊嚴首先是人的內在的，對自己的道德要求，然後才獲得外在的尊重，這種內在的要求不是以外在的尊重為前提的。 然而虛榮則不然，它是以外在的尊重為前提的，由外在評價的高低，以及他人的好惡來決定其自身的意義。 尊嚴裡面包含有虛榮的一些成分，但虛榮則是在此基礎上的一種擴張或增長，就像人體內都有一些原始細胞，這是癌症的基礎和根源，而癌症則是由原始細胞的擴張和增長而形成的。 所以，尊嚴與虛榮之間沒有等號，也不是什麼一體兩面。
一個在虛浮實用，人欲橫流，一切以金錢為衡量尺度的社會裡的膚淺的人們，要求他們對尊嚴這兩個字有個準確的把握，那簡直就是難於上青天。 然而無論如何，對於尊嚴的正確理解和對於他人尊嚴選擇的尊重，則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人所應有的。 在現代西方社會，Hanna 知道文盲是一種恥辱，由此很難與他人保持平等地位，為了有做人的尊嚴而把它作為隱秘深藏起來，這種選擇是一種個人的自由，並不觸犯任何他人的利益。 所以，這是無可厚非的，也談不上什麼虛榮。 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她為此甘願終身監禁。 顯然，一個人僅僅為了虛榮是斷然做不到的，而只有為了自身尊嚴才會有如此抉擇。 在這裡，尊嚴是無價的，散發著精神的光彩，而金錢在其面前則黯然失色。 同樣，尊重他人對尊嚴的選擇則是另外一種高尚的道德行為。 在這裡面，它體現了一種對於人的精神和理想的真正理解，而不是那種功利實用的世俗衡量，更不是那些卑鄙下流的齷齪揣摩。 如果要愛護一個人，幫助一個人，首先必須是理解這個人，尊重這個人。 否則，愛護就會變成阻礙，幫助也會成為強加。 這既是一個深奧的理論，又是一個淺易的常理，可對許多人來說，實行起來則是異乎艱難。
這部影片的基本主軸是在給我們講述 Hanna 一生的故事，講述她的工作、愛情，生活，以及牢獄之災。 實際上，她自始至終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女性，也是一個文盲。 可是，她所處那個的時代是一個風雲變幻，滄海桑田，昨是今非的年代。 這樣，她就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也難以逃脫時代對她的命運的一種作弄，最終，在監獄裡用自縊的方法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這是一出令人難以釋懷的悲劇。 這種悲劇，悲就悲在一個普通的文盲女性為了自己的生存做著一份最下層的工作，可是，她僅僅是為了躲避恐懼而換份工作，卻莫名其妙，糊里糊塗地換成了滅頂之災； 她的職業精神是兢兢業業，認真負責，恪盡職守，得到過不少上司的最高評價和提拔褒獎，可是，她用相同的工作態度在不同的工作地點，做不同的工作，卻得到一個殺人犯的罪名； 她雖為文盲，應該具有為自己的尊嚴而作選擇的權力，可是，她為了自己的尊嚴，卻最後付出了終身監禁這一慘痛的代價。
這部影片從頭至尾包含了許多一對對完全相反或對立的情節，編導者採取了這種特殊的手法，試圖來給我們做鮮明的對比，運用暗示來告訴我們整個劇情所反映的思想。 這些情節雖然相反或對立，但必須要有一個交匯點，否則，散亂的情節無法組成故事。 這個交匯點就集中在 Hanna，這個人物的身上，所有的情節直接或間接地圍繞著這個人物形象而展開和演繹。 換言之，Hanna 是所有相反或對立情節的核心。 她既是個人情豐富的女性，又是個令人驚異的納粹； 她既是個政治白痴，又參加了瘋狂的政治組織； 她既為兢業工作而得到褒獎，又為忠於職守而獲罪名； 她為自己的尊嚴而終身監禁，又為自己的執著而被人認同和尊重。 你覺得矛盾嗎？ 這似乎不矛盾，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為人們所依賴的社會環境決定了兩者之間存在著同一性。 也就是說，由於社會環境變遷，同樣的東西，白的變成了黑的，美的變成了醜的； 同樣的行為，高尚的變成了卑鄙的，褒獎的變成了有罪的。 那麼，對一個個人來說又能如何呢？ 單個的個人面對這樣的社會變遷，實在是無能為力，即使去適應，也未必能適應的了，最多也只能適應於一時而已。 因為昨天的是，今天可能為非，而昨天的非，今天可能為是； 那麼今天的是與非，明天如何呢？ 明天的明天又如何呢？ 問題的關鍵就是你無法準確地預見將來的變化，所以，一個人的行為準則也就無法確定。
可悲之處不僅於此，還在於精神和現實之間的矛盾。 人之所以是人，就因為人是集精神與現實於一體，但兩者之間的矛盾自始至終一直存在，這並不因為一個人的文化高低或者知識多少為轉移。 大學者大教授有這樣的難題，象 Hanna 這樣的文盲也不乏如此的煩惱。 人都有其各自的精神世界，如何應對現實則時時成為難題。Hanna 那樣認真負責，忠於職守的職業精神，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種高尚的職業美德。 可是，由於進了納粹當警衛，這樣的職業精神卻備受指責。 那麼，對一個文盲來說，當她不懂得更高層次的道德要求的時候，將何去何從呢？ 盲目地放棄了自己原有的，那又怎麼能保證自己新選的就一定是正確的呢？ 再則，由於被人合謀誣陷，法官要求 Hanna 留下筆跡時，她面臨著嚴酷的兩難抉擇。 她當然清楚，留下筆跡則可能受到較輕懲罰，但自己尊嚴喪盡，而用偽供拒絕則會遭到嚴懲，但保全了自己的尊嚴。 這又是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 最終，她還是聽從了自己的道德要求，其後果也是顯然的，終身監禁。 你能說這是愚蠢的？ 確實，不少人是以實用功利的眼光來看待尊嚴的，那麼，他們的尊嚴也自然可以被要斤稱兩地買賣，其實，他們本來就沒有什麼尊嚴。 然而，作為一種道德要求，許多人視之為高於生命，毫無疑問，Hanna 是屬於此類。
這樣兩對矛盾雖然在影片裡是以特殊的歷史背景，特殊的環境，塑造特殊的人物來表現，但是在平常的現實生活中，實際上也是常常纏繞著我們每一個人，讓我們不得不面對抉擇。 在抉擇之中，選擇今天的準則還是跟隨明天的要求，聽從精神的召喚還是附和現實的苟安，我們只能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有兩全其美。 這確實是一種無奈，既是影片中的主角告訴我們她的無奈，也是現實中的我們經常面臨的無奈，總之，這是人的一種無奈。
2010年11月，寫於臨水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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