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過古羅馬史的人大抵都知道漢尼拔 (Hannibal Barca)。 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被影片的生動所吸引，在影片中，其形象仿佛古人重現，其情節確實扣人心弦，展示了那段遙遠的歷史，給人以一種驚心動魄，扼腕嘆息的視覺感受。 漢尼拔是第二次佈匿戰爭 (The Second Punic War) 時期迦太基 (Carthage) 的最高軍事統帥，指揮迦太基軍隊，挑起了這場戰爭，並參與其始終。 他被現代西方評為世界史上戰略家之父，最偉大的統帥之一。 在第一次佈匿戰爭中，迦太基戰敗，割地賠款，之後，漢尼拔的父親立下了雪恥圖新之志，同時也把這一重責大任移交給了少年的漢尼拔。 所以，漢尼拔自小就認為自己就是為戰爭而生的。 公元前219年，漢尼拔明知西班牙境内的城市薩貢托 (Sagunto) 與羅馬有著軍事同盟的關係，仍然堅持進攻該城，羅馬得知之后當然無法容忍，由此引發了第二次佈匿戰爭。 戰爭初期，整體形勢並不十分有利於迦太基，因爲羅馬人封鎖了海上，並且設置重兵於通往意大利的沿岸道路之中。 為了把戰爭引向羅馬境内，並在敵方土地上打敗敵手這一戰略目的，漢尼拔力排衆議，堅持己見，統率著幾萬大軍歷經艱難困苦，發揮人的生理能力至極限，以每天千人犧牲爲代價，終于翻越了終年積雪的阿爾卑斯山，進入了意大利北部。 之後，漢尼拔與羅馬人進行了三大戰役，特雷比亞 (Trebia)、特拉西美諾湖 (Lake Trasimene)、以及坎尼 (Cannae)。 這三場戰役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最後的坎尼戰役殲滅了八個羅馬軍團，達六萬之眾，殲敵規模超過了馬其頓亞歷山大遠征東方。 這時的敵手已經是兵員幾近枯竭，羅馬城形同虛設，好似末日來臨，即將分崩離析。 正當全勝舉手可得之機，漢尼拔突然命令大軍停止前進，不許進城。 因爲在他看來，無論依從哪條交戰原則，羅馬人都是戰敗了，沒任何理由不投降，所以，他只等那些自詡高貴文明的羅馬人在他這個被其敵手貶為野蠻人的面前雙膝下跪，承認戰敗，然後引領他的勝利大軍進城。 可是，他這一決定遭到了騎兵統帥瑪哈巴爾 (Maharbal) 激烈的反對，兩人爲此大吵，幾乎大打出手。 激動之機，瑪哈巴爾一針見血地向漢尼拔指出： 神沒有把所有的優點集中於一個人身上，你知道如何取得勝利，卻不知道如何利用勝利。 這句話之精辟幾乎成爲至理名言，並在十六年後從羅馬大軍統帥，大西庇阿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的嘴裏得到了證實。 扎馬 (Zama) 戰役之前，漢尼拔與大西庇阿有過唯一的一次見面，大西庇阿當面毫不客氣地說出： 當年你要率領大軍進城，戰爭早在那時就結束了，也就沒有今天。 我們不知道漢尼拔當時聼后作何感想，至少大西庇阿和瑪哈巴爾兩人的見解是不謀而合。 否則，費邊及其策略不會存在； 漢尼拔不會求戰不得，孤立無援於意大利多年； 大西庇阿也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策略，遠征西班牙和北非，打到迦太基的家門口； 漢尼拔也不會戰敗於扎馬，匿藏於土耳其十九年，最終仍然被羅馬人發現，因不願束手成俘而服毒自盡。
與這段真實歷史完全吻合，影片以英雄服毒自盡來作作爲全劇的收場，產生了強烈的悲劇性震撼效果，實在令人扼腕痛惜。 很顯然，漢尼拔作爲一個全勝在即的大軍統帥，他的這一決定是有違常理的，從他所述的理由來看，倘若屬實，那麽隱約地可以看出他自身的心理陰影改變了個人的行爲以及思維方式。 然而，事情並非僅此爲止，從個人前途而言，這一決定意味著他個人一生的最終結局； 從歷史軌跡來看，這一決定又預示著整個世界今後歷史的基本走向。 影片裏的旁白說，這場戰爭決定今後六百年的霸主地位。 在我看來，這場戰爭的影響之長短何止這個數目。 劇終曲盡，我不時提出這樣一個反問： 如果漢尼拔當時決定率軍進城，其個人結果又會如何？ 整個世界歷史又將如何？ 我當然知道歷史是講述以往的舊事，用我的老師布魯斯教授的話說，是 “ to play dead men ”，是不允許假設的，這似乎也是長久以來歷史學研究的鉄律。 然而，在近年的史學研究上，這條鉄律似乎出現了某些鬆動的跡象，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Niall Furguson 的一書《Virtual History》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本屬同一專業，既然人家能以這種方法著書立説，我用這種方法思考問題又有何妨。 我們可以作這麽一個戲劇性的假設，漢尼拔儘管一時猶豫，但最終還是聽從了瑪哈巴爾的勸言，率領勝利之師浩浩蕩蕩地開進了羅馬城，那麽其後一系列的結果又會怎樣呢？ 正因爲是假設，我們也只能作大而概之的猜想。 首先，漢尼拔的武功確已鐫刻於歷史之上，而文治則沒有被清晰地記載下來。 如果他確有文治武功的話，那麽率軍進城應不是他的人生頂峰，因爲武功只能短時呈現，而文治才可長久施展，戰後的治理應該是他一展雄心才華的大好時機。 當然，戰後也不排除他有意外之可能，或者象馬其頓菲力普那樣遭人謀害，或者象馬其頓亞歷山大那樣斃於暴病。 但無論如何，他的最終結局及其歷史地位將完全不同於已有的定論。 再則，大軍進城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羅馬統治的頃刻瓦解，當然，橫跨歐亞非，統治世界長達六百多年之久的大帝國也不會出現。在地中海地區，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迦太基帝國。 由於羅馬的覆亡，迦太基帝國如果要向東擴張的話，將面臨著一個諸囯林立，軍閥混戰的煩亂世界，這是亞歷山大征服東方，暴斃而亡後留下的一堆爛攤子。 在實際的歷史中，這一爛攤子是由羅馬帝國給收拾的，那麽，在假設的歷史中，迦太基人至少要具有像羅馬人那樣的能耐，否則只好囿於西地中海一隅以求自保。 三則，沒有羅馬帝國，也就沒有在羅馬統治後期，基督教與羅馬統治者同流合污的歷史，隨之而來，在歐洲千年基督教的統治也就成了疑問。 之後，西方實際歷史中的一切之一切，什麽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原始積纍、產業革命，等等等等，統統都會變得模糊不清。 那麽，對東亞以及東南亞又將有何影響呢？ 由於地理的因素，在地理大發現之前，西方與遠東之間的互相交往和互相影響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 腓尼基人是從事海上貿易起家的，商業貿易一直是其主要的生活方式，早在邁錫尼時代，許多腓尼基的大小船舶就航行於地中海上，可見其造船業之發達。 迦太基人繼承了祖先的這一傳統，也一直對商業和貿易樂此不疲，但是在那個時代，他們就能把海上貿易擴展到西太平洋去，這不無疑問。 東西方交流的頻繁應該是近代歷史的事情，我想在假設的近代歷史之中，至少不會象實際的歷史所展現的那樣，例如，中國近代史不太可能是從1840年開始，即第一次鴉片戰爭，隨後，實際歷史中一系列重大事件也不會依舊出現於假設歷史之中。 由此看來，兩千多年的整個世界歷史要被徹底地改寫了。 最後，既然整個世界史都要被改寫，那麽聯係到具體的每個個人又如何呢？ 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時空，一定的歷史階段和一定的社會之中，所以，整個歷史綫索的改變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每個具體的個人，因而，由此產生了千差萬別的不同命運。 在這種假設的歷史之中，我無法設想他人會將如何，也不知道自己一生會將如何，甚至不能確定是否會誕生於這個世界，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信的，我不會象現在如此這般，曾經留學而現在生活都是在美國。
這番議論似乎有點危言聳聽，就象中國人有句話那麽說的，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但仔細琢磨一下，也非全無道理。 按照這種邏輯，這是否能說大人物掌握著歷史的命運和走向，而平頭百姓只好聽任於命運的擺佈呢？ 我想這種見解既是亦非，各具其合理性。 是者，可理解為不同社會的地位決定了社會分量和公信度的不同，各種機會多寡也不同，正是這樣，就比較容易影響歷史的走向和命運。 非者，可理解為社會的地位不是不可以改變的，儘管機會多寡不均，並非全無，平民只要抓住機會，運用得當，也能起到任何大人物所不能起到的作用，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也並不罕見。 走筆到此，想起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中國曾經有過一場類似的全民大討論，把歷史學研究中的某個爭論搬到了社會上，讓全民來評判，很有些古代雅典社會的味道，著名的蘇格拉底審判案就是一例。 而在現代各國之中，大概只有老人家才會有如此氣魄發起這場大討論。 題目就是： 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簡言之，即為英雄史觀與奴隸史觀。 所謂英雄就是指大人物，所謂奴隸就是指平頭百姓。 在當時的氣氛之下，爭論的基調早已定了，結論也就不言自明，當然是奴隸創造歷史，並冠之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而英雄創造歷史則被斥之為陳伯達一類騙子的歷史唯心論。 我們暫且不去討論英雄豪傑和平民百姓在歷史上作用問題，因爲一旦展開，寫幾本書都未必能講得清； 我們就來細究一下奴隸創造歷史是否真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 實際上通覽全集，馬恩兩人在歷史動力問題上從來就沒有確認過歷史是僅由奴隸們創造的； 相反，他們認爲每個人對歷史的進程都有一定的貢獻，只是各自貢獻的大小不同而已，因而，提出了一個無數的平行四邊形的理論。 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給布洛赫的信中詳細地闡述過這個理論，他說： “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 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 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 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一運動規律的。 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嚮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誌等於零。 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461-462頁）在這封信的字裏行間，我們沒有看見什麽奴隸創造歷史的字眼，恩格斯既沒有承認 “ 奴隸 ”，也沒有否定 “ 英雄 ”，而只是強調每個人的意志。 看來，似乎早在那時候，德國人的恩格斯已經加入了陳伯達一夥中國政治騙子的行列了。
在我看來，歷史實際上就是由 “ 英雄 ” 和 “ 奴隸 ” 共同創造的，不管這兩者是否喜歡這個 “ 共同 ”，但這個 “ 共同 ” 卻硬要把他們糾集在一起。 這是實際存在，不容否認的，脫離了這個 “ 共同 ”，就構不成歷史。 儘管如此，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一般就個人而言，“ 英雄 ” 縂比 “ 奴隸 ” 的社會地位高些，社會公信力強些，把握歷史的機會多些，操縱歷史的力量大些。 由此看來，我們說 “ 英雄 ” 常常在關鍵時刻決定了歷史的走向和命運，應該不是蓄意誇大。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會說兩千年前漢尼拔不進城的決定似有似無地，千絲萬縷地，千折百囘地，歸根到底地也決定了我這個個體今天的命運。這樣的説法或許也不能理解為無稽之談吧。
2012年3月，寫於臨水閣
看着像吴王夫差、伍子胥、越王勾践的故事。
回覆刪除在東西方史上，不少故事之間都有些相似之處。夫差勾踐故事早於漢尼拔，只是越國後來被楚威王給滅了（大概是公元前333年吧）。我看戯常有個毛病，過於認真，一有疑問，浮想聯翩，禁不住發點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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