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懂政治而最終迷惘的將軍

      —— 張勝《從戰爭中走來 —— 兩代軍人的對話》讀後隨筆

      張愛萍, 我早在孩童時代，就從父母或其他長輩的言談之中聽說過這個名字。 起先，我還以為這是一位與父母曾經有過往來的阿姨； 以後，才知道是個男的； 再後來，又知道不僅是個男的，而且還是位赫赫有名的高級將領。 有關張愛萍的許多過往之事，從母親和其他老人們嘴裡流出來的，一直是那麼具體，又相當零碎，總拼不成一幅完整的畫面 。這也難怪，那些老人並不是長期與張愛萍一起工作過的部下，因而他們所講的只能是他們全部經歷之中的片斷，而這些片斷既沒有進歷史檔案，也不見諸于正式出版物，所以只能叫做軼事。 我曾問過父親在紅軍時代是否知道張愛萍，父親搖搖頭，回答三個字極爲簡單，不知道。父親這個人要從他嘴裏掏些東西還真難，或許由於長期戰爭年代養成的習慣，或許個人性格使然，嘴巴非常嚴實，從不多說一句無關的話。 他就是這麽一個人，一輩子既從不在家裏談論工作，也從不在背後對他人評頭論足。 後來，我覺得父親講的是真的，因爲張愛萍當時不是什麽有名的大人物，他們也不在一個單位工作，構不成上下級關係，自然不會認識。 長征到陝北後，父親被調到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工作，更是無緣相識。 在新四軍三師時，儘管張愛萍當過短期的副師長，可父親卻一直在劉震的十旅，原本要調到師部，可他不願意離開十旅，師長黃瞎子（黃克誠當時的綽號）聼彙報後笑笑，講了句不要勉強，就此作罷。 不過後來，父親參與新中國海軍組建之初，曾在張的領導下工作過一兩年，但從未聼他吐露過一字半語。 要說了解，母親可能比父親要了解多一些，張愛萍的第一任夫人楊純（2005年去世了，她不是張勝的母親）與母親曾是熟人。 楊原是武漢大學化學系未畢業的學生，抗日初期參加了革命，當時任鹽阜地委書記，而母親則從軍部衛校調到淮海軍區衛生部工作。 楊純和張愛萍都是四川人，已經結婚了，當時在大家的眼裡，他們夫妻倆都是好出風頭，互不買帳的一對。 據說，張愛萍每次回家，總先讓警衛員回去告訴楊純，要她準備好家務。 有次楊純火了，也告訴自己的警衛員出去擋在院門口，沒有她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進入。 這樣，張愛萍被擋在院外，一氣之下不進家門，返回了部隊。 他們倆都是當地知名的領導，可夫妻互不買帳卻成了當時的笑話。 還有一次，楊純與張愛萍吵架責問他，丈夫是什麼意思？ 張愛萍哼了一聲，說一丈之內的男人。 一句話把楊純氣得半死。 最終，他們兩人的婚姻還是以離婚收了場，以後他與張勝的母親結為夫妻。 母親偶爾講起這些過去的往事，父親縂是不滿地說，不要去談論人家的事情。 童年的時候，我們這些小孩喜歡把這些軼事當故事聽。 今天想來，婚姻既然是當事人自己的事，婚姻如何也只有當事人最清楚，外人評判大多為主觀臆斷。 一個女人在外面是位女強人，在家裡未必就是個好妻子； 一個男人在外面是位平庸者，在家裡未必不是個好丈夫。 反之亦然。 從社會學角度來說，這裡有一個人的社會角色轉換的問題，而那個時代的許多夫妻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作者自己在全书中都承認其父身上的毛病： 骄傲，脾气差，经常与人顶撞等。 與他工作过的人，無論领导還是部下，大概都是知道這些。 毛澤東曾說過，愛萍好犯上。 陳毅也曾當面批評道，你張爱萍看得上的人没幾個，而看得上你的人也没幾個。 後來，即使他和鄧小平站在一條戰綫上，鄧也說過他，全軍有幾個不好惹的，你張愛萍就是其中之一。 可笑的是，有香港中央電視臺之謔稱的鳳凰電視編了個歷史節目，講述張愛萍在新中國海軍建立中的功績。 實際上，當年在華東軍區海軍工作過現今健在的老人應有不少，不知爲何弄了個當年一個記者作主講者，上熒幕不着四六地胡侃了一番。 坦率地說，我很懷疑他了解多少張愛萍。 張的功勞歸功勞，誰也不能抹殺，但近乎吹捧，也未必公允，倒頭來弄巧成絀，讓人貽笑。 張愛萍這種性格確實在中國的官場上，即使在那個時代的共產黨幹部之中也是一个異数。 就象這麽一個異數，紅軍時期的老一代人都知道，如果他是張國燾的部下，早就被槍斃了； 但他在毛澤東的手下，卻被屢次提拔重用。 我曾經聽説過的一件事就足以説明，不過作者在書中也確認了此事。 當年彭雪楓犧牲之後，中共中央華中局開會討論張愛萍為新四軍第四師師長時，全體與會者竟然無一人舉手贊成。 可想而知，他當時的人緣以及其他幹部對他的評價如何，會議結果上報延安，可毛澤東卻力排衆議，仍然任命他為新四軍第四師師長。 不能否認這一任命在張的歷史上的重要性，這是他的一個轉折點，否則他的歷史大概要重新改寫。 在此之後，他任職的各種高級職務，即使文革後期出任國防科委主任，要是沒有毛的點頭是不可想象的，要是沒有毛的提攜怎麽可能名響四方。 因而，作者實在是大可不必在書中似有酸意地替其父來嘲諷其他人在文革受難之時對毛如何懷念，對毛的眷顧如何感恩涕零等等。 其實，毛澤東待張愛萍也不薄，只是後期，張對毛澤東在政治上持有不同觀點罷了。 在我看來，議論和評價一個人時，既能看出被評價者的特點，也能反映出評價者的氣度、胸襟和雅量。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進行革命鬥爭、改變所有制，從某种意義上來說，都遠比改造傳統文化要來得容易的多。 這不僅是因爲革命鬥爭、改變所有制，大量的行爲表現只是一種外在的，劇烈的，和短暫的舉動，而且也是因爲傳統文化已經滲入到人們的骨髓，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日常的生活習慣、工作方式，甚至思維定式。 並且，按照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的説法，佔社會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實際上，傳統文化包涵了以往各個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這是長期滲透於社會各個階級和階層的一種文化。 因此，傳統文化的改變並非三年五載的改造就能完事，也非一味強調精神學習即見成效，更非發動群衆運動一蹴而成那麽簡單。 這裡有個很棘手的難題往往被人忽視了，這就是每個人既為傳統文化的承受者，又為傳統文化的發揮者。 建國之前，血與火、生與死長期是中共首要的，也是主要關注的事情，逼迫著中共所有的行爲舉止必須與之相適應。 而建國之後，中共佔據了國家的領導地位，環境和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使得一個原來朝氣蓬勃的政黨也逐步地，自覺不自覺地墮入了中國歷史傳統的窠臼之中。 官場文化就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其表現之一就是，人際關係、派系淵源的重要性要勝過其他考慮，領導要提拔幹部，篩別候選人往往受這些因素所左右，這些考慮常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真才實料則在其次。 這既是關係平衡之需要，也是政治考量之必須，不懂這一點也就不懂得中國官場的文化。 從張愛萍建國後的經歷來看，似乎可以佐證中共這種悄然無聲的變化。

      張愛萍現在被有些媒體稱為新中國海軍之父，確實，新中國海軍是從他手裏開始的。 他任職於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之時，建立起了第五、六、七，三支艦隊。 儘管這三支所謂的艦隊船舊人少，可在一片廢墟之上，缺錢又無外援，戰爭並未結束的情況之下，短暫一年之内能建立起這樣的規模，實屬不易，首先解決了新中國海軍有與無的問題。 一般而言，張既然能在短期之内有所建樹，那麽籌組全國海軍，張的晉升也應順理成章，這既對工作有益，也可減少人事調配麻煩。 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看一下建國初期海空軍主要領導人的背景，就會有所領悟，都是 “ 紅雙一 ” 的，即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的。 張愛萍原先在少共中央，長証前才調到彭德懷三軍團，這與上層心目中的理想人選還有一定的距離。 再則，張的性格脾氣長期以來一直名聲在外，不得不令上層所有擔憂，這不能不是阻礙其晉升的另一因素。 三則，張在任職期間既與起義的原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時任華東軍區海軍副司令員林遵合作不睦，也與在北京後成立的海軍領導機關不融洽。 這又做實了上層的擔憂，一個准兵團機構尚且如此，遑論全國性的軍種。 最後，張自己也不願干海軍，任職内屢次三番地要求離去，所以 “ 突然被調離海軍 ” 也不是什麽不可思議的事情。 在華東軍區參謀長任內，他指揮了一江山島戰役，雖然規模不大，但畢竟是新中國建立至今唯一的一次三軍聯合渡海戰役。 可是，他的性格脾氣又得罪了當時的華東軍區（後改爲南京軍區）主要領導，儘管打了勝仗，也不得不黯然離開華東。 但跟隨他的參謀人員卻遭到了南京軍區黨委的秋後算賬，冤屈多年。 彭德懷有意拉張愛萍進縂參，目的何在？ 其實就是為了一九五五年全軍進行精簡整編，一樁得罪人的差事。 爲什麽拉上他？ 我看基本上是兩個原因，其一，彭在此事上不會用圓滑乖巧之人，而張的性格脾氣決定了他為理想人選； 其二，他原就是彭在紅三軍團時候的部下，應該可以上下配合，得心應手。 以後的發展證明了彭沒有選錯人，而張則以自己固有的方式罔顧了官場文化。 在這過程中，他得罪了幾乎全軍各軍兵種的主要領導，經常是互相拍桌，惡語相向，譏諷挖苦。 既然自己不留有後路，那麽自己就必須品嘗由此產生的後果。 隨著彭德懷和黃克誠在廬山的垮臺，總參的當家人換成了羅瑞卿等 “ 雙紅一 ” 的人，其中某些人與他曾經有些過節，張被冷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去國防科委應是最好的出路。 最後，他兼著總參的頭銜，去了國防科委。

      文革之後，許多人在官場上日漸圓滑世故，不會輕易得罪他人，而張愛萍則秉性使然，未見得有所收斂。 有些眾所周知之事暫且不談，想講述一件鮮為人知，作者也並未提及的事件，即東海艦隊領導機關搬回上海的風波，以這個側面來證實張的秉性脾氣。國內有些文章和書籍把東海艦隊遷出上海當作一件破壞軍隊建設之事，推給了文革和林彪，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歷史的無知，還是故意的歪曲。 反正，文革和林彪已被官方定性，人們就像對待垃圾箱那樣，把壞的、臭的、惡的，統統扔進這裡面； 把不滿、怨恨、牢騷，全部發洩在這些人頭上。 要澄清此事的來龍去脈，有必要回顧一下有關的歷史。 早在一九六三年，中國第一艘萬噸輪，躍進號在東海沉沒之後，周恩來就提出東海和南海兩個艦隊的領導機關要搬出大城市，爲此，中央財政給兩個艦隊各撥款一千五百萬作搬遷之用。 然而，艦隊領導和機關久住上海不願遷出，他們一方面無奈地執行中央的指示，選址於寧波附近的鄞縣東錢湖，派工兵團進行工程建設，可進度十分緩慢； 另方面又尋找各種理由和藉口拖延不走，以期變更。 軍委曾批評過東海艦隊，南海艦隊雷厲風行，已經搬遷出去，為什麼你們要久留大城市，這樣不利於戰備。 一九六五年周恩來在上海當面質問過艦隊主要領導，為什麼東海艦隊還不搬離上海？ 實際上，搬遷之事非不能也，而是不願不為也。 不久，文革開始了，司令員陶勇去世，政委劉浩天改任為司令員。 一九六九年三月，由於林彪一號通令，東海艦隊司政後三大部門在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地全部搬往了寧波東錢湖，就連所在地的虹口區革委會以及附近居民都蒙在鼓裏。 由此可見，搬遷真要執行，其實並非難事。 但是人雖走了，可心卻留在原地，因爲留戀上海已上癮成風。 之所以這麽說，其一，艦隊機關從上倒下，大多數幹部家庭仍留上海； 其二，各級幹部隔三差五回上海，設法滯留，久不歸隊，置工作於不顧； 其三，每當上層稍有風吹草動，或艦隊主要軍政首長換人，有不少幹部會提出機關不適應於寧波，要求搬回上海。 然而，既然搬出再想回去，談何容易！ 文革結束，機會天降，有人以老祖宗 “ 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 的方法，提出艦隊機關是被迫遷出上海，乃林彪破壞軍隊建設之罪行。 既然罪在林彪，現在要撥亂反正，搬回上海也就順理成章。 當時的艦隊主要領導對搬遷來龍去脈是心知肚明，但就是不出面予以更正。爲了達到目的，八十年代初更有人在默許之下前進一步，想出妙計一條，先避開軍委，走國務院這條路子，如果國務院和上海市政府都同意，那麼軍委就不好表示反對了。 當時趙紫陽表態，只要上海市政府願意接受，北京也不反對。 就在上海市政府準備复函國務院表示願意接受東海艦隊搬回之時，此事被海軍上海基地時任副政委的白征戈給捅開了。 他直接寫信給軍委告了艦隊一狀，信中陳述理由以説明艦隊機關不應搬回上海，並指出艦隊機關背著軍委如此動作是不正當的行為。 事後，有人說白的告狀信實際上是爲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因爲艦隊要搬囘上海，上海基地就要被撤銷。 出於公心還是私心，不是這個問題的要旨。 原本悄然之事確實驚動了京樞，總參就此派出調查組來到東錢湖，並把艦隊機關所在地拍成錄相帶回北京。 隨後，時任軍委副秘書長的張愛萍來了，召開了艦隊機關師以上幹部大會，張在會上滔滔不絕地演講兩個小時。 講話的核心就是，批評艦隊機關和領導背著軍委搞這種不正當的行為，上海是大城市，經濟建設的中心，軍隊不該給地方增加負擔，因此結論是東海艦隊不能搬回上海，只能扎在寧波等。 最後說，你們在寧波比大西北的國防科委基地真是天壤之別，倘若再有人提出回上海，就把他與大西北國防科委基地的人對調，讓他去戈壁沙漠。 這番訓話弄得與會者個個呆如木雞，當時司令員謝正浩、政委黃忠學面色尷尬，沉默不語。 一場精心策劃，即見成功的大計劃卻被張徹底否定了，胎死腹中。 從此之後，無人再敢提及此事。 幸虧嘎然中止，否則這將是僅無絕有的一樁丑聞。 一個兵團級的軍隊領導機關，背著最高統帥部，利用國務院來壓軍委以達到貪戀大城市之目的，實屬荒唐，聞所未聞於從前，只能發生於文革之後。 確實，處理此事不僅要得罪一大批人，而且要承擔可能的政治風險。 首先，機關級別愈高，人緣關係就愈複雜，上上下下，明裏暗地，直接間接，千絲萬縷。 搬遷事件不僅涉及到許多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的利益，而且還涉及到上海市政府的門面，以及國務院領導的威信。 再則，搬遷的歷史已經被人故意歪曲，上下似乎都接受了這種歪曲的歷史，因而搬遷被塗上了政治色彩，要否定它，就要承擔可能的政治風險。 這些足以讓人猶豫不定，三思而行，尤其文革之後，中共官場風氣愈加庸俗，利益相聯，一團和氣，誰也不願得罪他人，當時軍委領導有好幾位，只有張愛萍出面也就不難理解。

      衆所周知，張愛萍在一九七五年就是鄧小平全面整頓之中的著名人物之一； 文革之後，他與鄧小平再次走到一起也是自然的。 應該說，他們之間合作的政治基礎就是反對文革； 然而，即使他們反對文革有共同點，但對後文革時期的方向未必完全相同。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人們容易忽略的，對失誤或錯誤的更改，隨之而來的未必就是正確，因爲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 錯誤之後有可能仍然是錯誤，甚至是更大的錯誤。 其次，對於正確和錯誤的認知，由於人們的立場和目的不同也會造成不同的認知，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 還有，在正確與錯誤之中，有些可以在短時間内就暴露出來，而有些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緩慢地顯現於世； 在此之前，人們就想要預見到今後的發展和顯露，則需要有高度的智慧，在政治領域，就需要政治智慧和眼光。 三十年前，鄧小平等人玩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哲學命題爲其政治目的正名，仔細琢磨，這實際上是一個含混不清的命題。 其關鍵之處是實踐，實踐有性質、數量、範圍、種類、時間、複雜程度等區別，並且也不是說任何實踐可以檢驗任何真理。 某些論點可能起先得到實踐的證實，但最終歸於謬誤； 而有些理論起先未必能得到實踐的證實，但最終證實其為真理。 以時間為例，短期實踐或許能證明一時之效，但很可能暫時掩蓋了更多謬誤和更大的問題。 隨著實踐的發展，這些東西會逐步地暴露出來。 在這些謬誤和問題之中，有些是實踐過程中新產生的，有些則是原本就已存在，具有本質性的問題。 這種實踐只能稱之為短期效益，這種事情在工程和科學實驗中是屢見不鮮的，在人類社會發展中也不乏其例。 所以，所謂的實踐檢驗真理是一個複雜而曲折的過程，任何以簡單化、庸俗化、實用功利化來曲解和利用這個命題，並付諸實行，最終將付出應有的代價。 張愛萍畢竟不是一位政治家，而只是一名軍人，因而既沒有強烈的政治敏感性，也沒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更沒有長期的政治發展遠見，所以很難認識到鄧小平政治經濟路綫的本質及其最終的後果。 盡管如此，在後文革時期的發展方向上，他與鄧之間的認知還是有不一致的； 否則，就很難理解他與鄧在某些實質反映路綫問題的具體事情上，屢次看法相佐，態度激烈，言語出格。 軍隊經商和六四鎮壓就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

      軍隊經商，這是現代軍隊一個令人羞恥的笑話，也是自甘墮落的表現。環顧世界各個主要國家，無論其社會制度，沒有一國是這麼做的，只有一些拉美國家的軍人執政才有這種不入流的行為。 這種下三爛的事情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竟然發生在中國軍隊身上，其後遺症至今還縷縷可見。 實際上，軍隊經商從八十年代早期就開始了，當時公司，飯店，賓館，車隊等等不一而足，不僅機關這麼做，而且作戰部隊也這麼幹，不僅高級領導機關津津樂道，而且基層單位也是樂此不疲。 撈到的錢，不是上繳國家財政，而是作為單位經費和個人獎金。 作者在書中只強調客觀原因，説是國家軍費減少。 即使如此，作者還是掩蓋了深層的問題，其一，建國以來，既是在戰備年代，軍費一直是捉襟見肘。 作者的父親當年平衡於各軍兵種之間，強調發展順序優先以至於與人怒目相向，歸根到底還是因軍費不足所致。 即使如此，在過去幾十年裏軍隊也沒出現過全面經商，全面腐敗。 這是作者的客觀原因所無法自圓其説的。 其二，自七十年代末開始，在已經不充裕軍費上再大砍軍費之人不是別人，而是鄧小平，他的藉口就是 “ 軍隊要忍耐 ”，這麽連續幾年的砍殺導致了軍隊連正常訓練都無法進行，大有馬放南山，刀槍入庫的味道，例如，海軍一個艦隊的全年所有經費只有人民幣一個億。 作者在大講客觀原因的同時，對主觀原因則是避而不談，最多只說 “ 起因不清 ” 而敷衍。 主觀原因就是人的原因，就是當時黨政軍最高領導層的原因。 作者說起因不清，我們也暫且認可，因為這裡面的貓膩實在太多，許多黨政軍領導人的親屬子女都爭先恐後地捲了進去，内幕實在太黑，裸露陽光之下，自然無法說清。 即使如此，要是沒有鄧小平等人的默許，這種事情定然是短命的。 看看當年那些赫赫有名公司的主要組成人員及其背景，一目了然。 作者還辯解道，鄧小平曾經說了，軍以下單位不可經商。 這句話的含義雖然詭詐，卻不難理解，就是對軍以下單位開紅燈，對軍以上單位開綠燈。 之所以會有截然相反的差別，只要弄清以上所說的那些公司的地位和背景，自然也就明白這個葫蘆裏賣的什麽葯了。 説白了，他所說的 “ 軍隊要忍耐 ” 只適用於對軍以下部隊，對軍以上的官僚以及親屬子女則是迫不及待，而且也符合他的經濟口號 “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 被現今海内外民主狂 (Democracyholic) 捧為中國民主的代表，時任總理的趙紫陽，他的大公子就是利用當時的雙軌制，販賣官方批文從中牟利，大發其財，成爲中國當時的頭號官倒。 八十年代的海南汽車大案驚動中央，連廣州軍區和南海艦隊都捲入其案，查到此人頭上竟然不了了之，而其父則裝聾作啞，咄咄怪事。 張愛萍在軍隊經商問題上是反對派的領軍人物，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表示其不滿。 作者在書中披露了其中最激烈的一次： “ 父親在軍委常務會議上說： ‘ 軍隊和政府經商，勢必導致官倒，官倒必然導致腐敗。 穿著軍裝倒買倒賣，是軍隊的恥辱，國家的悲哀。 提倡部隊買賣賺錢，無異於自毀長城。' 說著說著，又忿忿起來： ‘ 我們軍委工作的人，如果連這些都制止不了，這樣搞下去，將來發生了戰爭，該殺誰的頭？ 首先該殺我們的。 殺了我們的頭，還要落下罵名，醜名，惡名！連屍首都要遺臭萬年！' 想了想，他又補上一句： ‘ 到時候，怪不得別人要打倒你！' 滿座皆驚。張愛萍，你這話也太出格了！” 讀罷之後，仍然不知作者披露的用意何在，是想説明父親的清白呢，還是要暗示自己不以爲然。 在我看來，不是張愛萍 “ 太出格 ” 了，而是作者有點無恥。

      六四事件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由於在中國官倒橫行多年，各種腐敗滋生蔓延，惹得民怨沸騰。 然而，動用軍事力量鎮壓抗議的群眾，以達到解決中共內部的嚴重分歧，這不僅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失策，而且也是中國政治轉變的一個重要信號，即為今後實行寡頭政治作了前期準備。 動用了那麼多成建制的野戰軍，天上飛機，地下坦克，氣勢洶洶地開進北京，只是對付那些手無寸鐵的抗議群眾； 想想十三年前，鎮壓天安門的四五運動也只是出動了警察以及民兵而已，這種政治舉動只能用愚蠢之極來形容。 解放軍一直被稱之爲人民的子弟兵，這是從井岡山建軍起一個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 但是現在，中國共産黨，一個自稱爲無產階級的政黨竟然動用人民的子弟兵來鎮壓人民群衆，這説明了什麽？ 這只能説明這個政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已經變質了，走向了工農大衆的對立面。 軍隊聽命於這樣的政黨，做出如此舉動雖不難理解，但也説明這支軍隊隨著這個黨的變質其性質也開始了轉變。 這種赤裸裸的背叛自然會遭到稍有正義感老人們的反對，張愛萍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用隱諱的筆調，斷斷續續地講述了在那段時間裡的張愛萍，他不畏政治壓力，反對調兵鎮壓，不惜與曾有恩於他的原國家副主席王震產生了間隙。但是，事情並沒就此結束，事後未了，儘管未作組織紀律上的處分，但冷遇和辱罵接踵而來。 作者是這麼記錄的： “ 1989年的那場風波過後，蘇聯解體了。據父親身邊工作過的徐長友和鄧德江同志回憶： 有一次首長問我們，‘ 說我是茅坑的石頭，又臭又硬，你們知道嗎？' 我們說知道。 ‘ 知道為什麼不告訴我？ ' 那是罵人的話啊！首長哈哈大笑： ‘ 是表揚！又臭又硬的石頭，原則性最強。' 我們說，太硬了容易吃虧的。 他說： ' 我不光是石頭，還是攪屎棍，四川人說，聞（文）不得，舞（武）不得。 就是不讓聞，不讓舞，誰也別想擺弄我！' 徐，鄧二人感慨地說： ‘ 他沒有官場上的那套世故和圓滑，他真像塊石頭，比石頭還硬！ ” 實際上，這些遭遇應該在預料之中，政治就是如此的無情，一個人無論以往功勞貢獻如何，一旦在當政者眼裏成爲了絆腳石，那就會被毫不猶豫地踢開，更何況這個事件是中國政治走向資產階級寡頭政治的轉折時刻。

      作者的筆下流露出了一個真情實況，就是晚年的張愛萍其實是一個迷惘不解，内心痛苦的張愛萍。之所以如此，這是因爲他眼前的中國現實並非是他所料想的，所期望的，而這種現實又是後文革時期所推行的一條政治經濟路綫的必然結果。 這條路綫是鄧小平等人處心積慮制定的，也是他本人曾經深陷其中，積極參與並執行的。 這條路綫實際上就是引領中國走向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中國共産黨蛻變成壟斷資產階級的政黨。 儘管他當時並沒清晰地意識到這條路綫最終所帶來的後果，也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態度和做法，但當他發覺後果已經顯露，現實與預想大相徑庭之時，那就爲時已晚，回頭亦難了。 這也證實了鄧小平當面講他不懂政治的含義。 確實，他不僅不懂毛澤東的陽謀政治，而且更不懂鄧小平的陰謀整治。 事實上，如此尷尬的承受者在中國絕非僅張愛萍一人。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當年的情景，對鄧小平所推行的路綫，從上到下狂熱追隨者，雀躍歡呼者，何止成千上萬。 然而，其中絕大多數人也只是如同俄羅斯的諺語所說，爲了一碗紅豆湯，放棄了長子權，沒有能力識破其奸内藏於冠冕堂皇之中。 可是之後，他們逐步地被抛棄了，當發現自己誤上歧途，走上不歸之路之時，那也只有懊悔不已。 “ 播下的是龍种，收穫的是跳蚤 ” ，這是再恰當不過的形容。 想想當年，眾口一致斥責 “ 喫大鍋飯 ” 為桎梏枷鎖，看看今天，報考 “ 喫大鍋飯 ” 的公務員的隊伍車水馬龍，這難道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和無聲的嘲弄嗎！ 這樣，晚年的張愛萍也只能活在現實與理想截然對立之中，他心中的疑惑可想而知，要尋找某些與自己理想相似的事物借以慰籍，這是不難理解的，南街村似乎就是他自我理想的救命稻草。 這讓我想起了當年毛澤東的話，政治路綫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話好象就是對今天迷茫懊悔之人說的。 寫到此，我感到一種悲哀，既為張愛萍最終迷茫而感到悲哀，也為這個缺乏理性，功利實用十足的民族而感到悲哀。 作者在書中流露出自己的感覺，似乎相當滿意於現今的中國現實，認同於壟斷資產階級進行的原始積累，這並不奇怪，因爲作者本人已經躋身於這個階級，並成爲其中成員之一。 早在幾十年前，我就知道毛澤東不喜歡幹部子弟，而現在，作者幫助我進一步理解了毛所說的 “ 幹部子弟是一大災難 ” 真正的含義。 今天我們再來回顧毛澤東當年的許多政治判斷，真正感到高瞻遠矚、至今無人能及。 這本書冠以兩代軍人的對話之名，可通篇來看，作者的思想立場與其父明顯相佐，不知道這種對話是否真的順暢，至少其父還堅守自己最初參加革命的信念。 作者以自己那套見解來勸導其父，遭到了張愛萍不滿而痛苦的回應，說了句， “ 如果革命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我當初就不該參加革命 ” 。 我不清楚他在晚年對鄧小平所推行的那條路綫是否有所悟徹，但這句話本身就表示了一種憤懣，一種自我否定，也是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向曾經走上井岡山的每一個人，曾經爬雪山過草地的每一個人，曾經舉手宣誓於鐮刀斧頭旗幟之前的每一個人發問。 如果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奮鬥了幾十年，犧牲了幾千萬人的生命，僅僅是爲了自己的後代變成壟斷資產階級，高高地騎在工農大衆頭上作威作福，而工農大衆雖然前門趕走了四大惡虎，卻後門迎來了一群白眼狼，那真是 “ 城頭變幻大王旗 ”， 開歷史的大玩笑。 如果中國這個民族這麽喜歡走歷史的循環，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對於中國的平民百姓，只能用 《 紅樓夢 》 裏一句話來對他們說： “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 。



2009年11月，起草於海邊小屋
2011年11月，修改於临水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