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比你們那時進步嗎？

      -- 由古希臘民主社會談起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报税季节。今年的报税情况与往年有所不同，一则经济危机还未见好转，再则，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前几个星期，奥巴马政府签署了国会山通过的医改法案。医改法案正式成为了法律，解决了美国全民健保有与无的问题，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可是，这个人们为之奋斗多年的法案一经公布，就被以共和党为主角的，以及那些被迫将要掏腰包的人们（包括那些中产阶级之中相当一部分）肆意攻击，污蔑和谩骂。加之报税季节来临，人们自然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不满情绪陡然上升，你可以经常听到有人在抱怨。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奥巴马的声望低于50%，并且希望他在下次竞选中失利下台，怨恨之情可见一斑。

      正好，我最近重新拾起了古希腊研究，课题之一就是古希腊民主制。每当我研读世界顶级学者Finley, Kitto等人的著作时，常常会把历史情景和种种现实联系起来思索，心中不由得对现今生活在所谓民主社会中人们“叶公好龙”式的言行产生了一种悲哀的感叹。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必须要有社会其他与之相应的制度来辅助和支持。否则，那种政治民主制就会成为一种空中楼阁，或者蜕变为一种定期选主的嘉年华会，除了那些政客和政党愚弄平头百姓之外，无甚可圈可点可取之处。古希腊的民主制（以雅典为主）是世界政治史上的民主之源，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同时，这种民主制，既不靠党派操作，也不依赖选举取胜，而是公民们人人参与，这既是古希腊民主制实际的表现，也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论述民主原本真正的含义。不过，创造了如此辉煌文明的古希腊民主制也是由于社会其他相应的制度的支持和辅助，才生存和发展了二、三个多世纪；否则，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用不着等到北方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到来，这个制度就早已覆灭不复存在了。那么，古希腊社会除了政治民主制之外，社会辅助和支持的其他主要方面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简述一下这个社会的大致的概况。

      首先，与人们利益紧密相连的是财政税收制度。这不仅是一个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通过它也可以体现出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变更可以改变社会的分配制度，而新的社会分配制度一旦建立，又能起到保障政治制度基础稳固，操作顺利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配和再分配就是政治制度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一。雅典民主制为了达到社会分配再分配趋于平衡，明显地把财政和税收负担向富人阶层倾斜，从而减轻了贫穷阶层在这方面的压力。
      雅典民主制的财政收入是以这样几种基本方式来实现的：第一是税收。雅典民主制认为不分财产和收入多寡而直接征税是一种暴政，除了战时急需之外，应该避免。因而，向社会的富裕阶层征集大部分的税收，把小部分的税收放在社会非富裕阶层的身上，而自家财产低于重装步兵（能否当重装步兵是衡量穷人的标准之一）的穷人则获得免税。
      第二是政府日常支出来源。正常的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财产，农场，矿山，房屋，船舶港务费等间接税，以及法庭收费和罚款等。
      第三是国家和社会的额外性支出。还有大量国家和社会性的花费，古希腊人称之为“补充”（liturgies），这些费用的支出不包括在正常的所得税之内，而是由社会富裕阶层另外承担的，这也是被古希腊人视为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例如，在节日里为公众提供合唱团的花费，上演戏剧的演出花费，还有海军执勤军舰操作和维修的费用，等等。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单单节日的花费就起码占了一年“补充”之中的九成以上。而对于所有这些“补充”的征集，穷人都是豁免的。[1]

      其次，自古战争不仅与国家有关，而且也与百姓生活和性命相连。既然如此，兵役制也是与人们生活相联系的，它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侧面。尽管与斯巴达的人人皆兵不同，但是在雅典民主制社会，平时每个公民也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和责任，战时血洒疆场，甚至为国捐躯那更是义不容辞。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战争是政客们用谎言蒙骗大众而挑起的，战争所带来的巨额利润都进入了富人们的腰包，而上战场的士兵，战死沙场的炮灰，以及缺胳膊断腿的残废军人都是些无权无势的平民子弟，美其名曰为英雄，那些富家子家对战争却是躲之不及，逃之夭夭。Michael Moore在电影《Fahrenheit 9/11》里责问总统，副总统，和那些国会议员大人们，既然保卫国家如此神圣，你们为什么不送自己的子女去伊拉克战场？那些被问之人一个个满脸尴尬，避而不答，匆匆溜走。还是让我们看看古希腊时期雅典民主制是如何解决服兵役的问题的吧。
      在雅典民主制国家，军队分为陆军和海军。先说陆军，陆军包括骑兵和重装步兵，陆军的主要作战部队是重装步兵军团，即身着铠甲的步兵。无论骑兵还是重装步兵，他们实际上是由公民所组成的，随时听从征招集合去作战的民兵。无论骑兵还是重装步兵，他们都要自己掏腰包来购买和维护武器装备（铠甲在内），喂养马匹等。国家不支付陆军的任何薪水，只有在执勤或作战时，他们才能领到按天计算的补贴。而且在公元前四世纪，由于国家财政紧张，这种补贴也是时断时续。因此，陆军的兵源来自于社会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的公民。
      再来看看海军，海军是一个全日制水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在帝国时代，雅典除了拥有在船坞里维修的二百艘军舰之外，平时还保持着一百艘由三层战舰所组成的常备舰队。国家财政要支付常备舰队的水兵每年高达八个月的月薪。所以，水兵的兵源则来自于社会贫穷阶层的公民。海军指挥军官的职位是保留给社会富裕阶层的公民的，不过，这些海军指挥军官除了要无薪履行军官的职责之外，还必须支付军舰执勤的所分摊的费用。[2]
      这样的兵役制，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似乎有点荒唐，或许有人会为此大喊不公平。但是，对不起，雅典民主制社会的兵役制就是如此，雅典的民主制尊重每个公民权利，但更追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对此，古希腊学者Finley爵士在他的《古代与现代的民主 》一书里说了一句俏皮话：这是工整而有意义的一对，富裕的当陆军，贫穷的当海军。[3]

      其三，在雅典民主制社会中，国家把大部分财政税收和公共费用的负担压在社会富裕阶层的身上，富人们自然不会兴高采烈，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高兴不高兴是一回事，承担不承担则是另一回事。不过，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古希腊时代的富人会象我们今天的富人那样，视财如命，为富不仁。显然，古希腊时代的富人与现代的富人相比较，就总体而言，他们似乎更愿意承担社会的责任，尽自己的义务。同时，雅典民主制国家也会给予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富人们一定的奖励和荣誉。著名的英国古希腊学者Kitto教授在他的论著《希腊人》中曾经就英国的富人和雅典的富人作过一番有趣的比较：

      The Athenian democracy taxed the rich with as much disinterested enthusiasm as the British, but this could be done in a much more gracious way, simply because the State was so small and intimate. Among us, the player of super-tax (presumably)pays much as the income-tax payer does: he writes his cheque and thinks, ‘There! That’s gone down the drain!’ In Athens, the man whose wealth exceeded a certain sum had, in a yearly rota, to perform certain ‘liturgies’– literally, ‘folk-works’. He had to keep a warship in commission for one year (with the privilege of commanding it, if he does), or finance the production of plays at the Festival, or equip a religious procession. It was a heavy burden, and no doubt unwelcome, but at least some fun could be got out of it and some pride taken in it.[4]

      [中文译文：
      雅典民主制与英国相似，用一种不偏不倚的热情向富人征税，但可能以更为优雅的方式来完成，很简单，因为国家是这么小又这么熟悉。在我们之中，（假定）付附加累进所得税的人和付所得税的人交得几乎一样多，他边开支票边想到：“得！这下都打水漂了！”而在雅典，那些财产超过一定数量的人，要按每年的花名册举办“仪式”--差不多就是“民间工程”。他必须养一艘正在执勤的军舰为一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有指挥权），或者出资在节日里上演几出戏，或者就是装备一次宗教游行。这是个很重的负担，无疑不受欢迎，但至少能从中获得某些乐趣，并能带来某些荣耀。]

      通过以上这些简单略述，这里，古希腊在经济，财政，税收，服兵役，以及富裕阶层对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态度等大致情景真实地展示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体的，真实的古希腊民主制社会。如同前述，古希腊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是有赖于社会其他与之相应的制度支持和保障的，而民主制反过来从政治上来保证了这些制度平稳顺利的实行，这样构成出一个稳定的真正的民主制社会。在整个过程中，古希腊社会明显地把各种财政税负的压力向富人阶层倾斜，之所以如此，就是要让贫穷阶层能减轻负担，从而能够真正地享有民主制度所带来的益处。也只有这样，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才具有实质的意义。而就富人阶层来说，古希腊的富人阶层似乎并没有具备后来的阿巴贡和葛朗台那样的性格和癖好，尽管对经常掏腰包这种事情并不十分乐意，但还是能够理解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并且愿意承受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负担和压力。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古希腊的政治民主制能够在北方马其顿亚历山大到来之前，持续存活了二、三百多年之久。

      文章论述到此，在本文中，有两个隐含的要点是必须提示的：第一，从时间上看，本文论述的所有事情都是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四世纪，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之久；第二，从所处的社会性质看，本文论述的当时的社会就是在我们今天被人们认为千夫所指，万嘴唾骂的奴隶制社会（有关奴隶制社会如何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仅就古希腊雅典的公民社会而言，由于国家制度的调控，当时社会的贫穷阶层，未必象仇视群众的精英学者们所咒骂的那样，由于有了制度的支持就变成了一群不可理喻、穷凶极恶的暴民。当时社会的富人阶层，似乎比今天的富人们还更懂得一点什么叫做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因而，古希腊民主制的公民社会和谐状况和程度，确实大大地超出了我们今天现代人原有的想象。

      尽管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整个世界所发生的天壤巨变，用翻天覆地这类顶级形容词来形容已经是远远不足的了。但是，反观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了这么一个已经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多年的医改法案，加剧了党派互相指责，阶层眦裂相向，族群严重对立，更有那些为一党私利而煽风点火者发表危言耸听之论，美国就此开始分裂了，云云。这些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早已荒板走调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病疴沉重了吗？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追求和实现，一个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的社会常常不是作歪曲的理解，就是白眼斜视，嗤之以鼻。在同一命题上，面对二千五百年前的古人们（尽管他们被称为奴隶主），今天的现代人敢拍着胸脯，而毫无愧色对他们大声地说，我们今天比你们那时进步？


2010年4月，写于临水阁

[1]Finley, M. I.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5. p83-84.
[2]Finley, M. I. The Ancient Greeks.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63. p74.
[3]Finley, M. I.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5. p83.
[4]Kitto, H. D. F. The Greeks.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57. p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