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一直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人的熱門話題之一。 實際上，海歸既是個複雜社會的現象，又是簡單個人的問題。歸與不歸，個人決斷，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其中包括經濟的，文化的，家庭的，社會的，人文的，等等。有政府官員對此歸結為經濟原因，那是膚淺，不值一駁；有政治局委員再加上社會和人文原因，那是認知進一步，未必盡然。 現在，我不想對這個問題作學術性的長篇大論，只想給讀者們講幾個自己身邊的故事，大家一起去思考其中的原因。
有件事讓我驚訝不已，也許是我過迂，無法理解其中之奧妙。 一天在網上找人時，我突然在大陸的一家官方網站上發現了一個失去聯繫多年朋友的消息。 對此我很驚訝，因為尋找多年，不知下落，今天偶然發現。 但我也很奇怪，因為他的名字怎麼會登在省級官方網站，而且是黨的建設的網頁上，年度總結報告中指出他的海歸居然是黨的建設的成績之一。 想一想，我和他交往屈指算來已有二十多年了。 當年他在中西部的一所大學讀物理，我在西部的一所大學讀歷史，之後他找到了聯邦政府某個試驗室的一份工作。 八九年那場風波時，在美國有一批學生學者黨員登報公開宣布退黨，他是其中之一。 幾年之後，有一次我們飯後閒談，我由於受到系主任的刁難，開始抱怨美國的學術也不那麼自由，他馬上正色厲言地反駁我說，怎麼能說美國學術不自由，美國再不自由，還能比得上中國不自由？ ! 美國再不自由也沒把人關進監獄呀！我看著他那張異常嚴肅的臉，感到繼續這個話題，一場閒談就要變成爭論了，何況當時兩家的家人都在場。 為了不讓大家尷尬，我就改變了話題，避免了一場不愉快。 那次談話給我影響很深，在我這個自由主義分子的心目中，他一直是個立場堅定的右派。 之後，我又去另外一所大學讀其他專業了，由於怕他又來反對我回學校讀書，所以就不辭而別。 此後，我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想給他一個我不辭而別的解釋，但怎麼找也找不到，他好像是從人間蒸發了。 現在，沒想到他已經回國好幾年了，而且得到了這樣的殊榮。 直到現在寫這個博客，我都很難把當年立場堅定的他和現在中國官方網頁上的他聯繫起來，也很難理解當年那麼堅定的反共人士今天居然又重新投入了黨的懷抱，更弄不明白如此巨大的轉變怎麼完成的，而且是那麼徹底。
海歸的方式和動機可以是各種各樣的，再來談談另外一位海歸。 仁兄原是位外語專業的工農兵大學生，當然 “ 英雄不問出處 ”，後來美就讀於一所常青藤的歷史專業。 仁兄雖然史學功底先天不足，但關係學功夫無師自通，可謂一流。 大家知道，對於歷史專業，連土生土長，史學功底紮實的美國人都難覓一份理想工作，更何況一個半路出家的移民。 但仁兄畢業之後，斡旋多方，幾經努力，雖一口外國腔的英語，無礙終於謀得一席教職。 他曾經問我寫否還繼續寫文章，我說現在具體工作多，擱筆許久，他洋洋自得地說 “ 要多寫，要多寫 ”。 就這位勸我要多寫的仁兄，儘管做了十幾年的教職，上上下下的關係確實搞得不錯，可在學術上花的力氣那可小多了，專著只出過一本。 還好，他那所任職的學校只是個教育型的文理學院，而不是個研究型的大學，所以要求不高。 之後，大概是由於在美國的關係搞的差不多，也沒多大發展餘地了，所以，仁兄就想起了原來出發之地 ———— 中國 。要回大陸發展關係，有人相助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老弟是他的重要助手。 據說，這位仁兄的老弟不是等閒之輩，在隋煬帝看瓊花之地當個什麼官兒。 別看官不大，油水可海了去了，高級進口車好幾輛，老弟太太身上簡直就是世界名牌集體秀。 仁兄太太從美國帶去的禮物，對方連眼簾都不進。 這樣，兄弟倆相一比，就相形見絀了。 難怪，仁兄的太太每次返美大談體會，嘖嘖有聲： “ 有錢真好啊！ ”，羨慕之情溢於言表。 這幾年，仁兄每年至少有幾個月時間在大陸，甚至有一年請了全年的學術研究假居留大陸。 仁兄的嗅覺真靈，有次託人來問我和他家鄉省原第一把手 （ 現為政治局某委員 ） 的關係，我與人家多年無任何联絡，也不想趨勢附炎，所以用歷史學家範文瀾先生 “ 板凳要做十年冷 ” 的話作了回复。 我總覺得，做學問之人還是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貧，恬淡一些為好。
細究起來，現在海歸的概念有點含糊不清。 海歸，海歸，海外歸來，歸來之意，大概踏上中國的領土就算歸來吧！ 從國際法來看，中國使領館的土地應屬中國領土，那麼踏上這塊土地算不算歸來？ 如果算的話，還有位先生也可在此說道說道，儘管從嚴格意義上他不算海歸，但他經歷和以上二位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美華人之中藏龍臥虎者可謂真不少，那位先生本人雖名聲不大，但他祖輩絕非等閒，曾是上世紀中國婦孺皆知的人物，只可惜抗戰時做了現代的秦檜。 那位先生文革時冒死偷渡香港，七五年由於北越統一了南越，攪得他心神不安，草木皆兵，匆匆移民新大陸，可見他對鐮刀斧頭之恐懼。 非但如此，那位先生以前只認台灣，不認大陸，對大陸的一切幾乎都嗤之以鼻。 我與他只有泛泛幾面之交，一次他見我去郵局寄信，向我打招呼。 當他看見我的郵件上有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的字樣，因為我一直習慣於在郵件上寫中國的全稱，他的鼻子發出了一種輕蔑的哼聲，說了句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見他對大陸之仇恨。 還有，那時他的身影好像是個標示，如果要出現在中國總領館附近，那裡準有抗議示威的場面。 就這麼位人物，不知何時何因讓他的面目全非了，前幾年竟然和大陸積極搞起了什麼紀念活動，進出中國總領館如同進出自家門那樣自然，參加什麼聚會和活動是不亦樂乎。 我看到報上的新聞是目瞪口呆，古人說 “ 士別三日，應刮目相看 ”，真是千真萬確。
三個故事裡的人物變化不可謂不大，但究其原因是值得玩味的。 就我的了解和經驗，這些人在本質上根本就沒多大變化，一貫如此，但是他們都感覺到外在的變化和他們內在的原有的愈來愈一致，因此，他們只是轉變了原來的方式方法而已，因為對待不同的事物，採用不同的方式方法，這也是一個基本常識。 那麼外在的環境變了嗎？ 那是不言而喻的。 想想中國這三十年的變化，一切原來人們所期盼的和所擔憂的統統發生了，所期盼的發生是以所擔憂的發生為代價的，而且，所有這些還會繼續擴展下去。 這讓我想起了幾年前國內的家人告訴我的，一個三八年入黨的，正軍級老人躺在病床上，流著淚對我母親說 “ 老大姐啊，我們的後人把什麼都給賣了，氣數已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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