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過一看，這是四個精緻緞面的勳章盒，也是我所熟悉的我們這個家的標誌。我一一打開，再次仔細撫摸端詳著每一枚勳章：父親的二級八一、二級獨立自由、二級解放、一級紅星功勳榮譽。這些都是至今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著名的勳章。這些勳章是他們傾其一生為之奮鬥的歷史和驕傲，也是他們為了理想而義無反顧地走上艱難路程的印證。這些閃閃發光的金質勳章曾經是令人多麼羨慕和崇敬，可是如今，卻與中國的現實又是那麼的不協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甚至形成了一種相互的諷刺。作為後代的我，為了避免今後可能出現的難堪，確實想過把它們隨身帶走。可是，這一去已經不是在中國的國土了，這將意味著他們一生的榮耀在異國他鄉湮滅，我不得不嚴肅地面對這個難題，也不能忍受如此尷尬。無論今後的命運和遭遇如何，這每一枚勳章都已經溶入了中國歷史的長河，因此，它們就應該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
我內心矛盾，想到老姐們也想要，還是忍痛地對老太太說：“我們這一代人的理想主義烙印是必定會帶進棺材的，還是把這些勳章留給姐姐的孩子吧，他們倒是更應該記住你們的歷史。。。”
勸說之中，我想起了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裡Marius和他的父親，想起了1789年攻打巴士底獄和隨之而來的紅色大革命，想起了其後影響深遠的拿破崙時代。一個法國現代歷史的轉折點，一個劃時代悲劇性的輝煌，在波旁王朝復辟之後，曾經被那些歇斯底里似的咒罵，誹謗，誣衊和詆毀之聲圍繞了很長時間。可是今天，法國人恢復了歷史的理性，用一種平實而尊敬的目光來回顧和評價他們的祖先。我相信，多少年之後，在那時的中國，人們也會用新的目光來審視這段翻天覆地，驚心動魄，慷慨悲壯的歷史，自然也會得出一番與今不同的新的評價。
預定的出租車提前到了，正在樓下等著。我去向老太太道別，她從臥室裡的藤椅上起身，拖著沉重的腳步，慢慢地送我到家門口，用一種黯然的眼神看著我，低聲地嘆了口氣，然後，用手輕輕地推了我一下，說了聲“走吧”。我知道老太太心中是異常的淒涼悲傷，畢竟已經是九十歲老人了，我此去很可能就是母子永訣。但是，曾經從血與火裡走過來的她仍然是一位堅強的母親，沒有流淚，也沒有任情感肆意發洩，還是像當年送我少年從戎，青年遠遊那樣，儘管依依不捨，仍大度從容。
“走吧”，這句話，我太熟悉了。老太太送人，無論是部下還是子女，這是她最後一貫的兩個字。記得林彪事件的第二年，她在被罷官下廠勞動改造中，從窗台上摔下，腰椎骨折，躺在醫院病床上。我部隊的領導開恩，允許給我三天假從常州回家探視。臨歸隊時，我站在病床前向她辭行，舉起右手莊重地敬了個標準的軍禮，她像首長對部下似的，頷首微笑，說了聲“走吧”。
我提著箱子走了，沒有回頭，也不忍回頭。 。 。
又回到了浦東機場。辦完登機手續之後，我又走到了邊防檢查站，不同檢查官員，臉上仍然是同樣的表情，我又把護照遞了上去，又是嘭的一聲，整個過程冷冰冰，沒有一絲暖意，也沒有一個字的禮貌語言。習慣了，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閱歷和經驗告訴我：不要奢望過高。
我默默地坐在候機廳裡，回味著剛才與舊日的同事通話的內容。為了尋找老友的下落，我在作最後一次努力，所以，和這位舊日的同事通了電話。這人原來就是個市儈算計的女人，挖空心思嫁給了我的另一個朋友，從街面房跳進了陝南村，多年不見，現在居然坐上了辦公室主任的交椅，或許還是個黨員吧，可沒見得高雅多少。與我整個通話，她開口閉口離不開一個錢字，什麼她的月薪除獎金外有一萬多，什麼花了多少萬買了徐家彙的高層建築的房子，什麼現在有錢了不用出國，什麼女兒從澳大利亞回來可以賺多少錢囉，什麼你拿了那麼多學位從美國海歸能賺大錢，等等。 。 。真是銅錙之氣撲面而來，嗆得我差點喘不過氣。我以自貶來回答她：論做官吧，當年眼看升為司局級，可我卻要出國了；論發財吧，當年有500多元的月薪，可我卻要70多元去讀研究生；現在放著那麼多親朋舊友關係不用，可我卻甘心情願在海外替人打工，“做小三子”。真真是個朽木不可雕也。我哪有你們那麼高瞻遠矚，與時俱進啊！我不知她是否聽懂我的言外之意，也許是“當補藥吃”（上海話）吧。
由此聯想到我所認識的另位女士，當年考試作弊，畢業論文整段剽竊，現今竟然是上海市教委領導人，還人模狗樣地周遊於上海各所大學，作教育改革的指示。在報紙上拜讀一下她的指示，腦海裡翻騰著她當年一付付嘴臉，用上海話說，“隔夜飯阿要嘔出來了”。 。 。
我想起了晉朝阮籍的話：“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一位女士或許候機無聊，坐過來與我攀談。在交談之中，我知她也是回美國，家也住在洛杉磯地區，幾乎年年都回上海來探親。她問我：一年回來幾次？我答：二十年來這是我第一次。
她頓時睜大了雙眼望著我，吃驚地問：“you are kidding！”
“No, I'm serious。”我坦然答之。
“I can't believe it!”她仍然用疑惑眼光看著我。
“Please don't look at me like this and you have to believe my words。”我微笑著對她說。
她搖搖頭，說道：“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像你這樣的中國人，二十年才回來一次，真不可思議。”突然，她饒有興趣地問道：“哎，我回來次數太多，已經沒有感覺了，你說說看，你這次回來最大的感覺是什麼？”
我看看她，說道：“我回來才十天，很多還沒看到，不好細說。不過，我可以用八個字概括地來形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金玉其外，敗絮其內。”
她看看我，似乎若有所思，然後點了點頭，就沉默了。
坐在機艙的座位上，我望著窗外深秋蕭瑟的景色，回想著十天來的點點滴滴，原有的那種親切已被現實徹底洗刷，故鄉變得如此陌生。十天的經歷，使我原有的陌生感在心中愈發強烈，在隱約之中，似乎預感到，今後的重返對我而言將是困難的。我將如何對待故鄉和故國呢？這確實是個難題，也許就像另個新加坡吧。 “距離產生美”，一派美學的論點，現在被人附庸風雅地掛在嘴上，市儈的口臭使之失去理論原有的雅緻，可這麼多年在美國，我卻一直身體力行，這次又驗證了它的確實。還有，那為多數人所陌生的，新黑格爾派李普斯的移情美學，在此次故鄉之行中我更能領悟到它的精妙。
經過十幾小時的越洋返回飛行，終於回到了洛杉磯國際機場。當我走到移民局檢查台，把護照遞了過去，那個移民局官員朝我禮貌地點點頭，然後掃描檢查，再把護照還給我，微笑著說了句：“Welcome home”。
2009年11-12月，寫於海邊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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