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一天，一位時任副司令員，父親抗戰時期的部下悄悄地登門看望父親，敘敘舊情。 臨走時，他給父親留下了一袋優質的墨西哥咖啡，因為他剛接待完墨西哥海軍艦隊訪華，墨西哥海軍學院院長向中方接待負責人贈送了一些上好的咖啡，送給父親的就是他自己的那一份。 不知是戰友的盛情難卻，還是人事的謹小慎微，一向清高的父親這回卻收下了。 隨後，那袋咖啡被鎖進了小櫥裡，很長時間無人去碰，也無人過問，好像從來沒發生過。
那一年，當軍醫的二姐工作認真，因為熱心幫助他人，日班加夜班輪軸轉，得了重感冒引發心肌炎，住進了病房。 病房內，她躺在病床上，緊閉雙眼，心電圖已經顯示了長長的直線； 病房外，她的戰友和同事們以為天人永絕，哭成了一片。 經過兩天的緊急搶救，總算在閻王爺關門之前把人拉回了陽間。 父母緊張多日之後，見二姐脫離了危險，才長長地甦了口氣，緊繃的神經鬆弛了下來。
父母都是失業之人。 母親在腰椎骨折痊癒後結束了下廠勞動，但屬於靠邊站的，在當時的上海，工作對她來說大概只有在夢裡實現了。 父親就略微不同，算在軍內靠邊站，但仍有點希望，只是等待機會。正好此時，一位老熟人登門相告，要奉命去北京，讓父親給領導寫信要求工作，他可隨身帶去，並向軍委反映實際情況。 父親這人秉性耿直，不願張口求職，最終在勸說之下，提筆寫了那麼一封草草的短信，提出想去院校工作。 因為海軍大院一直是個是非之地，山頭派系，人事紛擾是長期困擾海軍系統，使之成為海軍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個爆發點而已。 所以離開之後，就不願再回去。 現在兩相比較，院校遠離中樞，還算是個清靜之處，更何況林彪事件之後，各種院校重新恢復或組建，應該單純平靜。在此之前，父親遇上了中國海軍組建之初的老熟人，時任第三海軍學校校長林遵（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1949年起義的原國民黨第二艦隊司令）。 交談之中，他也對父親說，院校工作是非少些。 真是不謀而合。 北京收到了父親的信後，讓人帶個回音： 正在考慮安置。
那天，父母很高興，一則為二姐病情好轉，再則是父親工作有希望了。 母親想慶祝一下，可惜家裡既無酒也無菜，她忽然想到了咖啡，看看父親，問道： “ 喝咖啡怎麼樣？以咖啡代酒嘛。 ”
父親先是一怔，然後馬上說： “ 喝就喝吧！無非是不給工作罷了。無官一身輕！”
在父親允許之下，我從小櫥裡拿出那袋墨西哥咖啡，和母親一起去廚房煮咖啡。 可拿什麼東西煮咖啡呢？ 原來蘇聯的玻璃咖啡煮具在前些年混亂動蕩的日子裡早就悄然不知去向。 正在我犯愁想轍之際，母親拍拍我，笑嘻嘻地說： “ 有辦法了 ”。 說著，她找出一塊醫用白紗布，疊了兩疊，抄了幾勺咖啡在紗布上，用縫紉白線紮起紗布，成了一個咖啡包。 然後，母親在煮粥鋼精小鍋裡放了半鍋水，把水燉溫，再把紮好的咖啡包放進鍋裡。 隨著水溫升高，咖啡濃郁之味四溢飄散，母親用鼻子嗅了一下，說： “ 好像墨西哥咖啡比上海牌咖啡味道濃。 ”
我笑著道： “ 真是經驗老道啊，還沒喝就知道味道是濃還是淡。 ”
父親對我說： “ 我們家裡，就數你媽媽喝咖啡的歷史最長，她在大學裡就喝了。 ”
咖啡煮到八九成熱，墨西哥咖啡顏色看上去很深，咖啡就算煮成了。 家裡的咖啡杯也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我只好拼湊了三個參差不齊，形狀各異的玻璃杯，母親把咖啡倒入杯裡，再加了些糖。 這樣，我們用老舊而不搭調的玻璃杯盛滿著外國的咖啡，成就了一次極其簡陋的家庭咖啡聚會。 儘管簡陋，在如此環境之中，能喝上這樣的咖啡，大家心情還是很愉快的。
“ 好！ ” 父親喝了第一口就稱讚道： “ 這咖啡比我在列寧格勒喝過的要好。 ”
母親也喝了口，點點頭： “ 不錯，比上海牌強多了。 有點像我在齊魯時喝的味道。 ”
“ 爸爸，你們在伏羅希洛夫的時候常喝咖啡嗎？ ” 我好奇地問。
“ 蘇聯人主要是喝茶，咖啡也有。 我們學習時，軍官食堂每天就餐時都有咖啡和茶。 ” 父親答道。
我轉過頭看著母親，又好奇地問： “ 嘿，媽媽，你是什麼時候第一次喝咖啡的？ ”
“ 好像是進齊魯的一年吧。 ” 母親想了想，回憶似地說： “ 有一天，我們幾個同學去解剖學教授那裡有問題要問，他是個英國人，問題回答完了，他就留我們幾個人喝了杯咖啡。 第一次喝咖啡，就像喝黃連湯一樣。 ”
。 。 。
我一邊聽著父母談論著他們喝咖啡的歷史，一邊品嚐著來自墨西哥的咖啡。 確實，墨西哥咖啡比國產咖啡既濃又重，雖然加了糖，總有些苦澀澀的感覺。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外國咖啡。
在談笑之中，我們三人喝完了那一鍋咖啡。
與人的生活相似，喝咖啡總是苦味濃於甜味，甜味會很快消失，而苦味仍殘留嘴裡，長長地影響著味覺。 咖啡喝完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然後，進入淚灑哀樂的季節。 也與咖啡的苦味相似，父親的希望被拖了兩年之久，我也因年青氣盛，好指點江山，卻枯坐反省三月，與班房大門咫尺之遙。
2010年4月，寫於臨水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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