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沿著四川北路步行向南,走向外灘,這也是我當年每天上班的路線。邊走邊看,時而停下腳步,回想腳下當年的情景,我感到在四川路上變化最大的是多倫路和横浜橋。 有趣的是,不知是誰的主意,在横浜河邊種了一排綠楊柳,河水卻是黃的,眼前的綠柳映黃水,有種不倫不類的怪異。記得報導說,上海市政府保證要把蘇州河水變清,看來官員之中要出聖人了,俗話說 “ 黃河清,聖人出 ”,能讓蘇州河水變清,在上海也能算得上是聖人了,至於何時出,那隻有天知道了。
在其他的地段上,路還是原來的框架,只是路兩邊造了不少摩天大樓,臨街的都是門面時髦,色調各異的新商店。 時髦的新商店為了那些金燦燦的東西(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使出了渾身的解數: 地毯鋪到了人行道上,逼得行人走舞步; 門口喇叭音量放到極限,大有取悅聾子之架勢。 一路走過來,時不時還看到黑色之水樓上來,細細穿行,路邊徘徊,散發出陰溝洞的氣味。 抬頭望去,所有的美輪美奐,超出了我的預料;低處細看,眼前的吵雜髒臭,也是我不曾領略。 此時我猜想,狄更斯筆下當年真實的霧倫敦是否也就是這個樣子?
在一片求新異,追時髦氣氛之中,我發現了我曾經熟悉的德大餐廳仍然活著,但不知它在這虛浮的時代是怎麼存活下來的。 當年工作單位就在外灘,我是德大的午餐常客,經常和另外老兄來這裡混頓午飯: 一盆紅腸湯,一塊炸豬排,一個麵包。再摸摸口袋裡是否還有餘錢? 有,再來瓶啤酒。 如今的孩子們現在才把 “ 月光族 ” 看作前衛,哼! 我們在幾十年前已經是有名的 “ 月光族 ”了。
那時,看中的東西,只要買得起,回去最多想兩天,如果仍然喜歡,就毫不遲疑地拿下。 不過,我們的錢絕大部分都花費在書籍和其他別人認為不實惠的東西上面。 記得,有次福州路上海最大的文具店裡有個大的凹凸地球儀,看了甚是喜歡,回家後,躺在床上怎麼想都心裡癢癢,第二天花了一個月薪水買下,剩下的日子只好藉錢度日,寅吃卯糧了。 當年,福州路上海舊書店的樓上是內部圖書專賣部,裡面盡是當時外面根本見不到的各種書籍。 要買? 可以,但必須要有省軍級證明或省軍級以上專門研究人員。 我找到一哥們儿,借用了他的工作證,然後把整個圖書嘩啦了三分之一多,只可惜存款不夠買二分之一的,扼腕嘆息。
老太太知道後,要接管我的口袋,遭我嚴詞拒絕,並引用當時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的話作答复: “ 沒有經濟上的獨立,就沒有政治上的獨立 ”。 她聽後,狠狠地甩下一句話 “ 獨立吧,自己管飯! ”
南京路步行街好像是上海旅遊的新景點,其特點不過是路面稍加拓寬和修飾,禁止機動車,行人可以在路中央慢行散步而已。
我在它的入口之處停立了下來,望著前面人頭趲動的步行街,想起了一條新聞,報導說步行街管理當局宣稱要把國貨及國貨商店逐步清理出南京路,而讓進口貨來全部佔領這條街。 不知是否屬實? 現今GDP至上的政府如果要這麼做,我想是不會出人意外的,因為在他們的眼裡,GDP的增長是被視作這個政權的legitimacy的基礎之一。 可是,稍有上海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自開埠以來就有國貨進駐了此地。 鴉片戰爭以後,上海長期被迫分割為殖民地的租借區,儘管各種洋貨充斥了市場,但是國貨也一直在南京路上挺立著,存活著,那一家家老字號門面就是這個民族的象徵。 當年洋大人,清朝朝廷,北洋和國民政府從來沒敢如此明目張膽, 可今天,共產黨的所謂人民政府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做出這樣的宣言,國貨將要面臨如此不堪的下場。 。 。
令人不禁吟起,王安石的《金陵懷古》: 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豪華盡出成功後,逸樂安知與禍雙。 。 。
在南京路和河南路交叉口,我找不到了原來的建新酒店了。 那是間非常平民化的堂吃酒店,店裡只提供最便宜的紹興黃酒和一些雞爪,豬舌,豬尾巴下酒菜。 當年,我就在那裡結識了各種各樣社會底層人物,經常是要二兩黃酒和一碟豬舌,與他們攀談半天,成了朋友。 這些人雖文化不高,但直爽實誠,我從他們那裡知道了封存已久許多霓虹燈下的真情實況,也學到了不少生活中的點滴常識和社會上言淺義深的知識。 這些生活的體驗是真正的一種財富。 我很感謝他們的生活素材,許多細節早已融入了我當年在上海文學發表的小說和獲獎的劇本里面。 如果酒店還在,我一定會再進去坐坐,再要碗二兩黃酒,慢慢地品嚐著記憶裡的當年。 。 。
可惜,物非人非,一切都過去了。
跨進南京路的新華書店大門,發現書店的框架還在,但佈局全變了,增加一樓和一層半樓的場面。 走上二樓,各種書籍紅紅綠綠倒是顯眼,抬頭望去一家大屏幕電視裡講解如何投資股票。 眼前的情景,你會感到,書店裡原有的書墨之香已經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銅錙之氣,要想尋找書味,只有靠自己腦海的回憶了。
這是當年上海最大的書店,我幾乎每星期都要來,尤其是二樓的社科櫃檯。 領班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售貨組長老莊,對人非常熱心和藹,在她的幫助下,我認識了櫃檯上幾乎所有的售貨員。 在我讀大學的那些日子裡,每到一批新書,不管多緊俏,他們都會為我留一本,所以,我經常會騎著自行車馱上一捆書回家。或許會問,你一個窮學生哪來那麼多錢? 嘿嘿,那是政策,工齡超過5年以上者都可帶薪讀書。 那時,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生確實引人注目,胸前校徽經常被人回頭一瞥,隨即投來羨慕的眼神,送來嘀咕的稱讚,心中激起無比的驕傲。 當然,對戴校徽者,這也是一種無形的道德要求,眾人以你為楷模表率,而你則須格外注重自己的舉止言行。
多年之後的今天,朋友和同學之中不少人已經是身居局長,主任,部長,省市長,將軍的高位,最耀眼的是現今中國某些頂尖人物。 我知道他們在宦海之中都有精湛的泳術,但不知他們能把中國這艘巨輪引向何方。 當年質樸的同學之中不少人現在變成了冠之為精英的教授和專家,其中有些人也是名噪一時。 看他們的建樹就掂出學術的斤兩,查他們專著的參考文獻能看出真實的功底。 當官的朋友,算我們曾經朋友一場,現在我只能敬而遠之,爹媽沒給我一付趨炎附勢的媚骨。 精英的同學,當年同窗之誼銘記心裡,如今我難以相認虛浮嘴臉,心中的信念未改: “ 道不同,不相為謀 ”。
淮海路,這也是我曾經熟悉的地方。 過去,不是有人常說嘛: 外地人去南京路,上海人去淮海路。 走在馬路上,仔細地觀望著路兩邊的變化: 一家家裝潢各異,純正的或中國化的洋商店; 各種各樣舶來品,搔頭弄姿的巨幅廣告; 櫥窗裡陳列著來自歐美的,花里胡哨的商品。 商品是各式各樣,可洋文卻很單一,英文。 好像現今的中國祇有兩種文字可以通行無阻,中文和英文。不過,有時英文更顯奇特,例如,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生招生簡章上,不要求古文如何,卻要求英文等級,真是咄咄怪事。
原先在淮海路上,與其他商業街道相比,具有民族特點的東西和商店本來就不多,如今幾經洋化改造,聊剩無幾。 如果沒有清醒的意識,你真會產生幻覺,以為自己是走在紐約,或者洛杉磯,或者舊金山 Downtown 的馬路上。 我猜想,當年法國人管治下的法租界大概也不過如此。 曾經有人指責我是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現在我要說,今遠勝昔,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看看四周的商店,走進一家門前有洋涇浜英文招牌,卻賣本地貨的文具店。 店裡各種貨物也有英文標籤,真不知這貨是進口的,還是出口轉內銷的。 我問店里人,你們賣的是國產貨還是進口貨? 回答: 國產貨。 又問: 那就是出口轉內銷的? 又回答: 不是。
“ 儂貼介許多英文標籤做啥? ” 我還是不解。
“ 老伯伯,儂從外地回來勿曉得,咯叫與國際接軌。” 店裡一個小姑娘見我穿著體恤衫和牛仔褲,以為我是外地回來的老上海。
“ 噢,我曉得了。謝謝! ”
我要離開商店,剛走到門口,“ 戇來稀(上海女人貶低他人的口頭禪)!國際接軌還勿懂,現在行咯。” 突然,店裡另個女人衝著我的背影說道。
我回頭瞥了下那個出言不遜的女人,冷笑一聲,走了。
站在路邊,望著滿眼 “ 與國際接軌 ” 的街景,感嘆道,與其在淮海路上浪費時間觀賞這種 “ 與國際接軌 ”,還不如回美國去慢慢體會真正的原汁原味。
車經過康平路100弄,我觀望著弄內樓房,如今有點斑駁陳舊,通道狹窄。 在上海,這曾經是非常著名,人所皆知的地方。 近幾十年來,影響上海,乃至於影響全中國的一些重大事件都發生在這條路上。 在那裡住家之中,有的是父母的戰友,更多的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我們這些人經常是清茶一杯,一支香煙,評論時事,談天說地。
一天傍晚,眾朋友聚集一起聊天,不知怎麼起的頭,他們拿我開涮,因為我喜好哲學,卻被政治系錄取了,心中不快,實際上經過文革,大家都對政治有種厭惡。 一位老兄挖苦我,說: 別不高興啦,你今後可能是中國政壇上的一顆明星。 另位老兄接過話茬: 還別說,你的臉上還真有種官樣,李某某(現任中組部部長)就沒有,他是讀數學的。 再位老兄也插嘴,話更形象: 你們一說,我倒注意了,像個國民黨縣黨部的,就差胸前有一枚國民黨的黨徽。 那天我正好穿著一套黑色呢中山裝,由於當兵的習慣,自然而然會把衣領上的風紀扣給扣上。 我笑著沖他說: 你他媽也太小看人了,只是個縣黨部的,不做個陳立夫也就算了,做個張道藩有何難哉?我那位同事好友一直在默默地抽著煙,聽著他們涮我,最後對他們發話: 你們別胡說八道了,然後指指我,他當不了官,今後就是個讀書做學問的料。 這話正合我意,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性格脾氣不適合於中國的官場。 出來分手時,我的同事好友拍拍我肩,很嚴肅地對我說,我覺得你是個做學問的料,好好做學問吧。
一次在龍華參加完追悼會,巧遇一位原中共中央華東局的老人。 我向老人表示了問候,老人因多年未見我父母,問起他們的近況,然後問我做什麼,我說在讀大學,他又問什麼專業,我答政治。 老人這時皺了皺眉頭,送了我八個字:要做學問,不要做官。
站在錦江飯店門口,腦海裡翻騰著往昔的一幕幕,就像歷史影片重演。 記得出國前兩年的一天,我和公司其他領導一起來見國務院的總局韓局長。 工作匯報完之後,局長問還有什麼問題時,總經理老張突然當著我的面,向局長告了我的狀,要總局再派人來,因為我不想乾了,要報考研究生。 局長聽了一愣,轉臉嚴肅地問我: 幹得好好的,這是為什麼? 我和老張為了自己去留之事爭論了有些日子了,但誰也沒說服誰,沒料到今天他到局長這裡來討救兵。 聽他這麼一說,我開始傻了眼,然後一想,也是個機會,將計就計,把藏著掖著的都陳述了出來。 局長聽完之後,批評我: 這是國家唯一的進出口專賣公司,準備由總局來直接領導。 你怎麼可以剛熟悉業務就想走人呀! 再說,你要不是 “ 戴罪 ” 無人收留,怎麼會來這裡? 現在不擔心入學政審了? 隨後,任我如何解釋,局長板著個臉,就是仨字: 不同意。無奈,只好閉嘴。
我知道老張是誠心誠意不希望我離開,繼續給他當順心的副手,但在回去的路上,我還是埋怨他不夠意思,斷我的路。 他笑著拍拍我的肩膀,說: 就是不讓你走,讀那個研究生有什麼意思! 先不說政治風險,經濟損失多大呀,現在每月工資加獎金有500多元,而研究生每月只有70多元,這能比嗎? 我賭氣地回答: 我就不想當官,就樂意坐書齋,再說,人進官場就沒了人格。 老張有些火了,說道: 這話有些過分啊,耍什麼孩子氣! 就你清高!我沉默無語,和他一起回了外灘的公司。
第二天在錦江飯店餐廳,遇上市公安局的朋友,談起這擋惱火的事,他立馬起身摸著我的腦門,說: 你大學畢業了,不要當官,又不結婚,再去讀書,神經沒搭錯吧? 我看看他,心裡罵道: 媽的,訴苦找錯人了。 。 。
由於原先在理論研究上犯了大忌,惹了官怒,罪名入擋,讀書之事未能如願。 最終,說服了老張,找個替代者,然後自我放黜海外了。 在美國,我實現了平生所願,二十年裡最大的收穫就是讀書,至於其他什麼學位帽呀,國會山呀,做老闆呀,美國夢呀,在我看來都可以忽略不計。
站在飯店門口,想想老張現今不知在哪? 大概退休安度晚年了吧? 可我仍然是個了無一用的書生。 真想去看看他啊!
2009年11-12月,寫於海邊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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