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能从记忆的驼峰之中慢慢地品尝出深藏的滋味。这里的文字是记录我五年前回上海的一些片断和随想。。。
正当我靠着椅背迷迷糊糊地半睡半醒时，忽然机舱的喇叭响了，传出一位空姐的声音，说：这次航程的目的地 -- 上海浦东机场到了。哦，上海到了。我侧头从机窗向外望下去，飞机正在降低高度，天空没有云层，在阳光消失后的黑夜里，地面一片漆黑，只有零零散散，微弱的灯光正在闪烁着，与灯似繁星的洛杉矶机场相比是落差明显。
说起来让许多中国人大为惊讶，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返回故地。我没有中国人那种传统的思乡病，多年来，我对回故乡一直没有多大的激情，也未与华人社区作比邻，了解中国的变化大都是通过网络和新闻。这次也是在太座劝说几年之后，才促成此次十天的故乡行。
也许人怪，我遇上尽是些人家不曾遇过的怪事，这次旅行也不例外。机票紧张，只好转买东方航空的班机。这也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乘坐中国民航。一登机就感到机舱很热，问空姐原因，回答是空调有小毛病，正在修理，我没太在意。起飞之后，机舱还是很热，再次的回答仍是正在修理。我侧头往窗外望去，只见飞机在Santa Catalina岛的上空盘旋，并且进行空中放油，凭着曾经航空机械经验，我立即意识到飞机出事了。果不其然，那位空姐随后宣布：由于故障，飞机返航回洛杉矶机场。飞机落地，我电告太座，她第一个反应：啊！三个钟头就到啦？
之后，等了三天，飞机没修好，东方航空的补救措施也极差，全体旅客大闹机场，引来警方介入，只好从国内调专机让我们成行，并以每位旅客千元人民币作赔偿，了结此场风波。在等候的三天里，奇事连连，令人咂舌。仅举一例，在离机等候之时，让旅客从车上自行卸下行李，由此，一位旅客和民航雇员当场扭打起来。我问旁观者其中原委，旁观者告我，那旅客要那雇员帮忙，而雇员却回答，他是白领，不干体力活。哦，白领(white collar)！这个词是美国人发明的，可在美国平时生活中，我却不常听到。在旅客需要伸手相助之时，一个航空公司服务人员口言白领而拒之，感到特别刺耳。中国人真会与“国际接轨”，在等级浓厚的国粹观念里又增添了新的名词，张之洞地下有知，也会笑逐颜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随处可见呵。
人还未越洋过去，着实让我先体会了一下故地的原滋原味。
望着窗外，我回想起了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幕。。。那是三月一个灰蒙蒙，欲雨不雨的阴天，为了赶上学期（Quarter System），我在虹桥机场匆匆登上了去洛杉矶的班机。当飞机起飞离地时，我的最后一眼是机场上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经过十几小时的越洋飞行，飞机在洛杉矶着陆后，我的第一眼则是台湾华航飞机垂直尾翼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案。唉，走到哪里都有中国人啊！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一个在新大陆的新生活 。。。 这些年来，无论在东西两岸，还是在中西部，我曾遇到许多人与我谈起过上海的人和事，其中有真正的上海人，也有一些冒牌货，再有直率的外地人，还有造访过的白人。无论如何评说，上海似乎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老实说，除了应酬外，我对这个话题是兴趣缺缺的，因为既然决心离开了，何必成天再挂在嘴上。我倒蛮喜欢一位白人朋友，几年交往仍不知来自何方，偶尔问起，才知法国移民（不是上海人嘴里说的“法国人”）。我欣赏这样的人，没有东方人那种兹兹在念的思乡病，随遇而安，入了籍就是主人，谁也不能否定，只有自我否定的人，那才不是主人。
现在，原来那么熟识的上海就在面前，我似乎倒有些踌躇了，也许年数久远，也许沧海变迁，一种陌生感从心里油然升起。。。
飞机终于落地了，告别了心惊肉跳的航程。走到边防检查站，官员们板着个死鱼脸，和当年一样，只是人换了。我递上了自己的护照，“嘭”的一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印戳，算是入境了。又走到海关，以为还要申报，可场面空荡荡，人去场空，下班了，大概是我所乘的航班晚点的缘故吧。怎么， 就这么不检查放行了? 嘿，这帮老兄，好象还不如当年，当年的他们会忙完了最后的航班才下班。
走进了机场大厅，一边推着行李车，一边观察着大厅的四周装饰，新的机场并没给我带来过多的惊喜和欣奋，给人的初步感觉只是比原来的虹桥机场大了许多，设备好了些。也许眼拙，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更令人惊叹之处，好象海外那些热捧吹嘘的溢美之词有点言过其实了。
已经深夜了。在外面等候的人群里，我发现了来接我的老姐，心里顿起疑惑，不是电话里说好了的嘛？我不想让老太太提前知道，自己叫出租车回去。怎么违约呢？算了。二十年没见了，自然笑脸相迎，互相打量，互相问候；老了，瞧瞧两鬓华发，眼角皱纹，大家都老了；胖了，新陈代谢减缓，糖分转成脂肪，岂能不胖。老姐见我土了：牛仔裤，体恤衫，运动鞋，笑着说我，不见当年的风采，进口的西装革履，为了一双皮鞋跑遍上海滩，最后工厂专门定做。我答道，美国计算机公司的老板和伙计着装随便，世界闻名，也不失为一种自然风度。
坐上老姐开的车，看看车内的装潢，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当年的车和你的车一比，简直就是辆垃圾破车。
老姐撇撇嘴回答：“时代不同了嘛。”
“是啊！共产党都与时俱进了。”我补上一句不咸不淡的话，出口之后有些后悔。
不过，老姐不在乎，从小就知道家里的老幺是个快语之人。一边和老姐聊着旅途的风波，一边望着路边接踵不断，造型各异的高楼大厦。浦东，我不熟悉，二十年前，谁也不曾关注过这里的块块农田。只记得，那时陆家嘴和董家渡造了些新的住宅楼房，不要说“上只角”的人对此嗤之以鼻，就是“下只角”也没几个人愿意搬到浦东去。当时，人们不是有句话嘛，“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现在世道变迁，人心变换，大概有不少人会放弃“浦西一张床”来求“浦东一间房”了吧？
夜风吹进车窗，感到热乎乎，潮汲汲，气压很低。十月的上海天气怎么还这么热？
说实话，我从小就没喜欢过上海的气候。夏天热得要剥皮，冬天室内比室外冷，最可恶的是黄梅季节，天热不算，气压低的让人窒息，到处都是潮乎乎，湿漉漉的，空气中散发出一种久藏的霉味。加之，正值时鲜货蒜苗上市，厕所里的阵阵恶臭，令人作呕，至今难忘。
对气候的挑剔，在美国，我经过西东北南转了一圈，还是选择返回了阳光之地。曾经有家军用公司想骗我去邻近的科罗拉多，试探地问我，是否boring四季无变化的气候？我明确地给予回答，I’m really enjoying。
坐在老姐的车上，觉得浑身不自在。自己东西南北开车这么多年，从来就坐驾驶座，现在乍一坐在后排，象坐出租，别扭。
车行于忽暗忽亮交替之间，在昏黄的路灯之下，一幢陌生的楼房浮现在我的眼前。车开进了一所大铁门，门卫室早已人走灯熄。车停在宽畅的甬道边，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老姐用手指指面前的楼房，说：到家了，二楼就是我们家。因为我出国之前，父母的住所并不在此处。据说，这楼当年建成时被评为上海市的首位样板房，尽管如此，我抬头望着这幢陌生的楼房，仍有种世道变迁，朝令夕改，人情冷暖的感慨。
十几年前，那时我已经人在美国，老父去世，羁绊所阻，难以奔丧。骨灰未满周年，据家人告知，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就开始窥望和盘算着我们家原来的房子，用老太太的话说，台上之人早就垂涎了。所以，各种“关心”和“照顾” 频频不断，派来之人的军衔逐渐提高，从上尉，少校，到上校，老太太调侃道，下次你们是不是要派个少将来呀。老太太既是个清高淡泊的离休老人，更是个典型的女权主义者。她一辈子从不以丈夫为资本为荣耀，也很看不起那些依靠“太阳”的光芒来凸显自己的“月亮”们，因为她是个在抗日初期就投身于救亡运动的白衣大夫，不依靠权势，不依靠男人，靠着自己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女性。为此，她甩给台上当权者一些令人尴尬的话，并把此事的来龙去脉书函一封，上报京枢。尔后，她毅然让出旧宅，搬入此楼，清静无事，鬼不上门。以后，高层内疚，欲重新安排新宅来作补偿，老太太一口婉拒，从此互不相扰，一住就是十几年至今。
二楼只有一扇大门，就是家门，可家门由两道门组成，外面是铁栅栏门，里面是木制的大门。我诧异地问：“干吗用两道门，而且还是铁门？”
老姐说：“现在上海住家为了安全都装铁门。”
“安全？那楼下看门的门卫是干什么的？”我仍不解。
“哎，现在的门卫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才不管那么多的事儿。聋子的耳朵—摆设。”老姐给我来了句幽默。
“这看上去哪象住家呀，简直象牢房。”我说道。
记得当年，我们住在原来的房子，一次管理处长来我们家向父亲征求意见，因为他们为了安全考虑要把院墙增高。父亲不满地说道：战争年代，我们和群众住在一个屋里，也不担心安全，现在和平时期，分开来住，反而担心安全，还把墙修得那么高，群众影响不好。如果真有这种担心，我看也是我们自找的。后来据说，有人在常委会上批评他是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有和平麻痹思想。
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住宅区好和差之别的判断早已成了习惯，其中之一：哪个住宅区的房子是窗外装铁窗罩，门外装铁栅栏门，那一般来说，这个区好不到哪里去。那种住宅既是再便宜，我甚至不用考虑予以拒绝。没想到今天在中国的上海，家家户户在自家的窗户和大门之外还要加装铁窗和铁门，这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还不如文革动乱时期。表面的理由是为了防盗防贼，可更深的困扰也不难发现，由于社会的阶层和阶级矛盾明显突出，导致了社会安全信任度严重低落，人人提心吊胆，这是何等悲哀。在此奢谈和谐社会，怎不成痴人说梦。
与老太太和老姐几人聊起过往的旧事。我一一提起家里老熟人的近况，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不是在龙华，就是在八宝山，最好的也是长期躺病床，奄奄一息。心中不禁透过一阵悲凉，想起了当年有个专家预测过，退下来的老人一般在10年之内会陆陆续续地去世。
“你去龙华看吧，他们都在那里。”老姐补上这么一句。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笑着说：“妈妈九十岁了，现在不是还挺好的嘛。”
老姐马上接过话茬：“可不，上次给她买根拐杖，她接过来看看，甩手扔在地上，一言不发地走了。”
这时，老太太想起了什么，问我：“我死后的安排，你到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这一问又追回到几年前的那件事：一次在电话里，老姐向我诉苦告急，老太太已经向市里派来的探望之人告诉了她的决定，她死后要把眼角膜捐献给国家，把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所有的家人都不赞成，但她就是不听劝说，你是儿子，也许会听你的。得！她把一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我。然后，老姐让老太太来解释，我在电话里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她简短而坚定的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我手握电话，心里十分震惊，那一刻，我这张善辩之口竟然张嘴结舌，讲不出一句话。。。
我看看她，说道：“我的想法说出来他们可能会反感，我支持你的决定，因为你是个理想主义者，让你的理想主义有个完美的句号吧。”
老太太嘿嘿笑了，露出孩子般的笑容：“还是儿子理解我啊！”转头对老姐她们说：“你们反对也没用，我已经在文件上签字啦。”
啊！老姐们顿时都傻眼了，没想到老太太在悄悄之中把所有手续都办了。
我对老太太说：“你别老把共产党员挂在嘴上，共产党已经变质了。”
“我说我是老共产党员。”老太太争辩道。
“现在人家只认你是不是共产党，谁还分什么老的新的。江泽民那个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彻底地把共产党资产阶级化了，尽管你无权无钱，只要是那个称号，也惹一身臊。我在美国看报道说，傅崇碧表示反对，江泽民骂他是老不死的。”我解释道。
老姐插嘴道：“你不知道，他们要妈妈表态支持三个代表，妈妈一言不发。。。”
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上面要求离休的党员与中央一致，在组织生活会上对三个代表要表态，老太太一言不发，提前退席，尔后，以病推辞不去。此事惹得市老干部局派个处长来劝说，老太太坐在沙发上充耳不闻，闭目养神。最后，那个处长语带威胁地说，市委组织部准备调整老资格局级离休干部的待遇，请不要让他们为难。老太太冷笑一声，答道：“悉听尊便。枪林弹雨，文革打倒，我都经历了，还在乎这些吗！有本事你们开除我的党籍，省得我以后退党。送客！”起身回了卧室，把那个处长晾在那里。不过，此事以后也不知为何不了了之。
我看看老太太那付倔强表情，问道：“你后悔吗？”
“早知道共产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当初就不会参加共产党，新四军。”她好象仍然愤愤不平。
“那时，你毕业以后做什么？”我兴趣来了。
老太太想了想，笑笑：“当然做医生，要么就象你这样啊，你知道齐鲁是美国人办的。”
2009年11-12月，写于海边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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